中国诗学解释学中的神秘主义话语

      中图分类号：I 0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60X(2009)03-0111-05

      从解释学的视域观照，神秘主义本质上是一种对天地万物生命的诗意理解和诗性解释，是人类心灵运用直觉方式与神秘的自然力量进行的对话和沟通。应该说，中国儒道禅三家的神秘主义思想博大而玄奥，由“天、道、自然、神、命、气”等文化核心范畴组成的神秘主义思想足以与西方基督教神秘主义理论相媲美。由于艺术的本质就是人的灵魂与自然、神明的交流和对话，故而中国古典诗学从儒释道的神秘主义话语中汲取了大量理论资源，这些理论资源被广泛用于对各种艺术作品的理解和评价上，从而形成了富有民族文化特色的诗学解释学话语体系，进而推动了中国诗学解释学神秘主义方法论的确立。下面拟详述之。

      一、中国诗学解释学神秘主义话语之哲学缘起

      可以想象，共同的生存境域决定了人类各民族创生了极为相似的原始而朴素的神本思想。在对超自然力的膜拜中，通过大量的卜筮和祭祀活动，中华先民产生了万物有灵的泛神观念。《礼记·表记》曰：“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在对“神”的理解上，中国文化在源头时就具备了鲜明的民族特点，既不是像宗教信仰那样树立一个至高无上而又无所不能的人格神，也不是类似古希腊神话那样创设众多各司其职的诸神形象，而是将“神”引向“天”并统一于“天”。许慎《说文解字》曰：“神，天神，引出万物也。”《春秋谷梁传·昭公十八年》有：“子产曰：天者神。”神何以等同于天？不仅是各种包孕于天中的奇妙无穷的变化引起了人类的想象，根深蒂固的原因还在于原始先民的基本生存条件都来源于天，依赖于天。“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的天，自然令人神往而顺应。《荀子·天论》篇中的一段话对神与天的关系阐释得更为清晰：

      列星随旋，日月递照，四时代御，阴阳大化，风雨博施，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不见其事而见其功，夫是之谓神。

      有人认为中国原始的神本思想到了先秦儒家那里被削弱，以孔子为代表的轻神重人的理性观念得到强化。这种意见显然是建立在《论语》中被广为引用的几条论据上，《论语·述而》有“子不语怪、力、乱、神”，《论语·雍也》还有“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论语·先进》又有“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其实，孔子意识到宇宙大化，天地有常，只有将人的注意力转移到万物自备的“天”，将天与人的和谐关系作为人类思想和价值的核心，才既能彰显儒家之道与伦常日用的圆融浑整，又能体现天人相和的生命精神和神秘的魅力。所以《论语·阳货》载孔子言：“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冯友兰在1927年发表的《中国哲学中的神秘主义》中指出，中国哲学的最高境界就是“天人合一”、“万物一如”的神秘主义，并认为这种富有特色的中国思想可以与西方的理性主义构成互补关系。冯先生还指出：“在中国哲学中，儒道两家都以神秘境界为最高境界，以神秘经验为个人修养的最高成就。”[1]考察儒家天人关系的思想发展脉络，除了《论语》的言论外，我们首先想到的是《孟子·尽心上》中的“天性一体”说：

      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天寿不贰，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

      孟子将尽心、养性、修身作为知天立命的有效途径，不仅赋予了天命以道德蕴涵，而且反过来又使心性具备了神秘玄远、包孕万有的特点。孟子能够把天与心性合一，进而把尽心知性与知天立命等同，因此“从这句话我们看到了孟子哲学中的神秘主义成分”[2]。孟子之后，《易传》更是将道德的最高形象——“大人”与天地乾坤联系在一起，其《乾卦·文言》提出了著名的“天人合德”说：

      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

      在这里，可以看到至高无匹、至善无伦的大人之德已经能够像日月普照众生，天地化生万物一样，这既是道德境界的神秘化，亦是天道的人格化。到了宋明理学那里，程颢和程颐干脆不再区分天人之别，认为天人本无差异，《程氏遗书》有所谓“天人本不二，不必言合”之说，天道并不在人心之外，不能在人之外别立一天。而到了张载，作为中国文化最高精神境界的“天人合一”命题才正式得以确立。张载同样主张一天人，合内外，反对天人割裂，进一步将儒家天道与人道相合的神秘主义推向极致，其《正蒙·乾称》云：

      儒者则因明致诚，因诚致明，故天人合一，致学而可以成圣，得天而未始遗人，《易》所谓不遗、不流、不过者也。

      道家在天人关系上表现出更加浓厚的抽象而神秘的色彩。《庄子·达生》曰：“壹其性，养其气，合其德，以通乎物之所造。夫若是者，其天守全，其神无郤，物奚自入焉！”如果能够打通万物之本原即“通乎物之所造”，则天、人、神、物之间的界限顿时即可泯灭，一切都可以归于道、统于道。道家不再细究深挖天人是相合抑或相分，而是将天人的神秘本质纳入更为神秘的“道”中。道的本义其实很简单，就是行走之路，许慎《说文解字》释道曰：“所行道也”，“一达谓之道”，但是老子却将脚下之道升进为中国哲学最具形上之维的终极概念。《老子》第一章开篇即言：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

      在道家神秘主义里，道不仅越出了经验之域，超言绝象，而且在统摄并超越天地人物的基础上成为宇宙的神秘本体。《老子》二十五章云：“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强字之曰道。”然而，道家真正渊深而高超的地方在于进一步将“道”肇始于“自然”，《老子》二十五章亦云：“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在由人、地、天、道、自然所建构的玄妙而神秘的等级序列中，自然最终成为与宇宙同质同构的最高本原，这既避免了“道”落入诡异而玄空的虚无主义，又使道家的神秘主义洋溢着强烈的生命活力和浓郁的诗性气质。至此，天地人物和道的关系进入了一种自然的生命的和谐，这显然迥异于儒家所追求的伦理的社会的和谐。不仅如此，自然本身蕴含的生命气息和诗性智慧也使中国美学从中汲取了很多养分和灵感，道家以自然为宗的神秘主义为中国诗学解释学提供了无尽的话语资源，这一点将在下面详述。到了庄子，其《知北游》篇云：“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圣人者，原天地之美而达万物之理，是故至人无为，大圣不作，观于天地之谓也。”庄子的天人、真人、至人、神人皆以无为之法而任运自然。为了让人明白自然之道的至纯至真、至美至善，庄子用他的生花妙笔为我们讲述了一个个极富神秘力量和精深之理的寓言故事，限于篇幅，不能一一尽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