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主义文学批评无疑是20世纪中国最典型、影响最大的文学批评。在其发展过程中，由于特殊的社会原因，它呈现出比较严重的僵化、褊狭的倾向。因此，当历史进入80年代初期，中国作家、批评家就开始反思现实主义。戴厚英认为：“现实主义的方法——按照生活的原来样子去反映生活，当然是表现作家对生活的认识和态度的一种方法。但是绝对不是唯一的方法，甚至也不是最好的方法。”①批评家李陀更是激进地认为小说的写法应该是多种多样的：“小说固然‘有一定的写法’，但写法却不必定于一，不一定非要‘写得像巴尔扎克或契诃夫的作品那样。’”②其时，人们对现实主义文学理论的反思，更多地集中在文学形式上。1981年，高行健的《现代小说技巧初探》出版，着重讨论了小说技巧这一形式因素。他认为相比较政治观、哲学观、艺术观，小说形式“一旦出世，便具有相当大的独立性，可以为后世持全然不同的政治观点和美学见解的作家使用”。于是他倡导：“一部好作品的出现，不是仅仅找到了一个良好的赤裸裸的主题，同时也还因为作品在艺术上，也就是说在塑造人物、安排情节、作品的结构和叙述语言上，出色地体现了这个主题。评论一部作品的内容的时候，如果同时也从这些方面去讨论作品的得失，会对作者更有裨益。”③高行健的观点引起了广泛的共鸣。李陀认为，“就艺术探索来说，寻找、发现、创造适合表现我们这个独特而伟大时代的特定内容的文学形式，是我们作家注意力的一个‘焦点’。不解决这个任务，我们必定会辜负我们的时代”④。冯骥才对形式的认识走得更远：“单就文学艺术的形式来说，是具有一定程度独立欣赏价值的。即在我们确认形式为内容服务的同时，形式美有其相对的独立性。”⑤ 正是出于对文学形式的重视与推崇，1980年代，西方形式主义文学文论被大量译介到中国。结构主义、叙事学、现代语言哲学、新批评等深得中国理论家批评家的厚爱。同时，先锋小说开始了由“写什么”转向“怎么写”的形式主义试验。创作的推波助澜，使得传统现实主义文学批评捉襟见肘，逼迫中国文学批评寻找出路；中国形式批评渐渐形成，并“向传统的批评模式提出了挑战”，“走上了对传统的批评模式反叛之路”。⑥在反叛传统批评的过程中，形式主义文论引领风骚，结构主义、叙事学、西方现代语言学等为中国文学批评广泛提供了概念与分析方法，并帮助中国文学批评建立起了有效的形式分析框架。但不难发现，中国的形式主义并没有彻底走向“纯粹”的形式主义，而是和现实主义文学理论批评相沟通、相融合，具有鲜明的中国式形式批评的特色。不错，中国式形式批评强调、突出文学形式；同时，它所推崇的形式也具有明显的意义指涉功能，和现实世界、作者保持着紧密的联系。 一 结构主义文学理论认为，任何文学作品都有外结构和内结构之分。外结构是指文学作品中由语言组成形式所构成的结构状态，是读者在阅读文学作品时所能感知到的表层结构；而内结构是指蕴藏在作品或作品群中的某种结构模式，它从一系列作品的内在系统中显示着支配作品、影响作品的全体形式的功能，它是文学作品的深层结构。在结构主义文学理论的启迪下，20世纪80年代，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开始深入到文学作品深藏的内在结构及其功能上，从而抛开了仅由情节、人物、环境演绎社会历史性主题的批评路径，注意探讨文学内部各种要素的结构关系与功能。对文学表层结构和深层结构的关注，使80年代文学理论批评初步建立起了形式批评。但是，这时候的形式批评所专注的深层结构，通常是为了揭示文学社会学主题而采取的最有效手段，而非结构主义文学理论所宣称的封闭、自足的形式。 张世君的论文《〈巴黎圣母院〉人物形象的圆心结构和描写的多层次对照》较早探讨了文学的表层结构和深层结构。《巴黎圣母院》是一篇人物众多的小说。小说出现了数百个属于各个阶层的人物，人物关系复杂，小说的故事、场景也比较复杂。张世君在这篇论文中认为，小说隐藏着的深层结构将众多人物有机地连接在一起。主要人物如加西莫多、孚罗诺、法比、甘果瓦、女修士、国王等都与爱斯梅哈尔达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他们围绕爱斯梅哈尔达形成了一个圆心结构。这个圆心结构就是纷繁复杂人物关系的深层结构，它构成了整个小说的情节与场景发展的内在动力。张世君还发现，圆心结构不仅揭示了小说中纷繁复杂的人物关系，也构成了小说情节发展的深层结构，它是整个小说的核心所在：动态上，爱斯梅哈尔达在格雷勿方场跳舞，使圆心结构首次出现，形成了故事的开端；爱斯梅哈尔达遭受劫难，以及加西莫多的受罚和营救，使圆心结构继续出现，推动了故事进一步发展；爱斯梅哈尔达服刑，使圆心结构连续出现，形成了故事的结局。而在静态上，在圆心结构的人物布局中，作者采用了多种对照描写的手法。首先是爱斯梅哈尔达与乞丐王国、孚罗诺、加西莫多、法比、女修士、甘果瓦之间的对照；其次是乞丐王国、孚罗诺、加西莫多、法比、女修士、甘果瓦之间的相互对照；再次是小说中的各个人物自身的对照。 张世君从纷繁复杂的人物群像中发现了隐藏在人物关系背后的圆心结构，揭示了圆心结构的特点。但是，作者对《巴黎圣母院》人物圆心结构的分析，并没有停止在纯粹的结构主义的形式分析层面上，而是导向了一个经典的现实主义结论：“围绕爱斯梅哈尔达的悲惨遭遇，形成了一个从形式上的表层结构、次表层结构到内容上的深层结构的整体的、运动的人物圆心结构，表现了作者强烈的反封建反教会的倾向，对各个人物的对照描写……反映了作者的美学思想——这就是《巴黎圣母院》的一个基本艺术特色，也是它的艺术魅力所在。”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