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雅克·德里达于1966年在约翰·霍普金斯国际研讨会上发表《结构、符号与人文学科话语中的嬉戏》,在接下来的20年中,解构主义逐渐成了批评时尚。解构主义70年代落户美国后,迅速成为美国高等学府最流行的理论,渗透在人文社科各个学科领域,尤以“拒斥阐释的客观标准”为标志的“耶鲁学派”文学批评声势最为浩大,最终取代了二战后盛行的“新批评”。在其他西方国家,以解构主义为对象的阐释性、批评性研究和实际应用也风起云涌,并直接开启了诸如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等“后”学狂热思潮。我们不得不承认一个事实,历史上从来没有一种思潮或主义能像解构主义这样肆无忌惮、所向披靡,它洗劫了人类思想的每一个角落,人类承袭千年的思考习惯和思维模式突然间分崩离析。然而,当我们面对这个劫后余存的破碎、平面而零散的世界时,不禁要质问:解构主义这种思维方式何以又是如何策动了那场思维定式的哗变?究竟什么才是“解构”的真意? 一 究竟什么是“解构”?一个有意思的问题恰恰是,要接近解构主义,首先需要改变这种提问的方式,因为“什么是解构”这种本体论的提问方式在解构主义的宗师德里达看来并不高明。对解构主义者来说,不存在任何核心概念,“解构”(Deconstruction)仅仅是策略性的。“解构”是德里达创造的一个词,意谓消解结构,它从一般的哲学术语发展成一种“主义”论述经历了复杂的语义流变。它的词源同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选用的Destruktion一词有关,与今天许多人对此词的理解不同的是,海德格尔使用这个词已偏离“破坏”、“摧毁”之类的本义,更多指“分解”,即把一个完整的结构拆解得四分五裂。德里达不用法语中现成的Destruktion,而是另拟一个新词Deconstruction来承传海德格尔的类似概念。 但是,按照德里达的说法,我们可以问:解构的对象是什么?解构何以发生?西方学者普遍认为,1968年法国爆发的反政府学生运动造成的社会生活转向,是导致法国思想界、学术界由结构主义走向解构主义的重要契机。这次学生运动虽然被压制,但它的失败使法国知识界看到西方现行政治结构和社会组织体系的牢固,转而引起一种对系统性、结构性概念的普遍厌恶,解构主义应运而生。正如特雷·伊格尔顿说的:“后结构主义是1968年那种欢欣和幻灭、解放和溃败、狂喜和灾难等混合的结果。由于无法打破政权结构。后结构主义发现有可能转而破坏语言的结构。”① 在解构主义者看来,现存语言体系实际上是现存社会秩序、社会结构的延伸,他们试图通过对语言的破坏达到对于传统成规的解构。 在德里达那里,解构的对象是被他称作逻各斯中心主义的西方形而上学传统。在古希腊哲学中,“逻各斯(logos)”的意思是说话、思想、规律、理性等,是关于每件事物的规定性的本真说明,是位于一切运动、变化和对立背后的规律,是一切事物中的理性。随着基督教与西方文化的融合,逻各斯被赋予了神学的含义,《圣经》中的“逻各斯”是上帝的话语,真理的最终源泉。此后,逻各斯一直占据着西方形而上学的核心位置,尽管它演变成了各种概念:理念(柏拉图)、实体(亚里斯多德)、自我(笛卡尔)、物自体(康德)、绝对精神(黑格尔)、权力意志(尼采)、上帝(经院哲学)等等,但它们共同认识论根源就是对逻各斯的坚信不移,主张的确存在着一种关于世界的客观真理的观念,这一观念的内核就是对中心性的渴求,对本源的期待与追溯,对终极真理的希冀。德里达认为,逻各斯之所以能处于中心位置,依赖于等级制的二元对立:本质/现象、主体/客体、精神/物质、内容/形式、实体/虚构、真理/谬误、言说/书写等等。有中心必有边缘,有二元必分主次。在传统的形而上学思维中,对立的二元并非对等的平衡,而是一种主次关系,前者处于统治和优先地位,后者则是对前者的限制和否定。长期以来的这种形而上思维定势中,深度模式和一元思维共同构架了知识前提。所谓“深度模式”,就是人们总是不满足于看到事物的表层,相信在事物的最深处隐藏着事物的“本质”,认识的最终目的是对“本质”的把握。这种知识构架一个直接的后果是否定认识对象可能具有的多元意义,它总是把多元意义中的某一元确定为“元”意义,而独尊一元就意味着对多元的排斥,对同一与确定的绝对肯定就意味着对差异、不确定性的贬抑,这样,意义崇拜的结局恰恰是意义的贫乏,这就是传统认识论的悖论,而且在形而上学的框架内,这个悖论无从解决。这个悖论本质上是一个哲学难题,最终要由哲学来解答,首先要对形而上学进行批判,而这正是解构主义的任务。1967年,德里达发表了《书写学》、《语言与现象》、《书写与歧异》三部重要著作,而成为法国哲学界最受注意的人物,这三本书也成为解构理论的奠基石,开始了解构思维对西方形而上学的逻格斯中心主义与二元对立思维模式的批判。 二 如果将德里达对人类思想的贡献放到整个西方文化思想和哲学背景中来考察,便可看出他在整个人文科学领域内的主要创新。这首先在于对语音中心主义、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批判和一种全新批评范式的确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