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92年，前联合国秘书长加利在联合国日致辞时说：“第一个真正的全球性时代已经到来了”①。全球化（Globalization）意味着在当代世界，由于各民族国家间的经济、技术联系的空前加强及其一体化趋势，政治、文化等也都被织成或将被织成一张有机联系的网。全球化为各个民族国家的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新机遇，也进一步加剧了全球性的两极分化。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它也必然引发一系列值得引起我们关注的新问题。 作为“冷战”之后世界体系的新特点，全球化的进程，首先就是强势经济与强势文化的输出及其世界性进程。全球化背后隐藏的最根本的还是资本的利益问题。在经济与技术全球化的背景下，一个明显的趋势是，文学艺术也被纳入文化工业和文化产业的链条中，作品成为产品，经济指标和消费欲望上升为文学艺术价值的首要尺度，文学艺术的审美价值正在被高科技的技术支撑和商业化的利益目标而边缘化。 在全球化语境下，西方文化工业批量生产出来的艺术制成品，正在大规模地向世界各国倾销。“当代艺术家的工作只有当他在对世界的商品有所促进，‘叫卖’或‘叫座’的时候，它才实现为艺术”②。这种艺术的实用化品格无疑是现代商业艺术的一种典型指征。它以商业利润为最高目标，以现代科技和市场手段为强大支撑，追逐感官的快感与身体刺激的直接性。随着它的倾销扩张，其品味与趣味也必然会传播扩散。 我们不可能也不应该阻挡全球化的历史进程，并且应该通过积极融入这一新的历史机遇而使民族经济、技术乃至文化的发展都跃上一个新台阶。但是，在这一进程中，我们也应该对强势文化扩张、各不同价值体系文化互相渗透所可能带来的复杂影响保持足够的警醒，对文化的“西化”、“单极化”、“同一化”给予足够的关注，对以物质经济和工具理性为代表的价值范型的扩张所可能导致的对人情、人性的巨大冲击有着理性的前瞻与积极的应对。 中国古典美学是以人生论哲学为基础的，注重从现实人生中去寻求美的存在与人生的意义。孔子强调乐生的精神，庄子强调游心的境界，他们最终都落实在此岸的现实的生命活动中，并把道德境界的感性体认和精神境界的自由超越，视为人生的最高境界和美的实现。这种富有审美韵味的人生精神渗透到艺术中，就集中体现为注重通过意境的营造来克服外物与心灵、有限与无限、经验与超验的矛盾，使心灵在言有尽而意无穷的精神境界中自由驰骋与翱翔。19、20世纪之交至20世纪上半叶，王国维，梁启超、朱光潜、宗白华等现代美学大师又进一步吸纳了西方哲学、美学、诗学的成果，特别是康德的审美无利害思想、柏格森的生命美学精神、尼采的审美主义原则以及欧洲浪漫主义诗学、西方心理学美学等成果，进一步突出了对美的情感本质、生命本质及其艺术审美价值的体认，突出了艺术的情趣（趣味）在艺术审美中的重要意义，同时也进一步丰富发展充实了意境的理论。可以说，这一脉络及其发展，构筑并逐渐明晰了中国美学思想与文艺思想的一种重要的民族传统，那就是注重美的人生（生命）意义、注重艺术的诗意与韵味，是将美、人生、艺术相统一的人生美学观与诗性艺术观。这一美学与艺术的精神旨趣在当时国运危难的现实境遇中不免高蹈，但在当下全球化语境所促生的文化新格局与艺术新势态中，却呈现出某种独特而深长的韵味。 二 把人生和艺术相联系，以艺术作为人格培育的重要手段是中国传统文化“诗”教、“乐”教的悠久传统。而把艺术境界作为理想人生的重要尺度，崇尚艺术化的生存方式和人生境界，也是中国传统士大夫富有代表性的人生理想。但是，作为一个自觉的命题，这种对艺术、美和人、人生之关系的理想态度，这种深蕴于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中的理想旨趣，在中国古典文化中并没有上升为明确的理论话语。20世纪上半叶，在民族命运的巨大危机、民族文化现代转型的迫切要求、西方文化汹涌而至的历史洪流前，经过田汉、宗白华、梁启超、朱光潜、丰子恺、郭沫若等一批初具现代美学意识的中国现代美学家、艺术家的共同努力，在中国现代美学和文艺思想领域中，“人生艺术化”作为一个理论命题终于逐渐明晰并得以确立。 1919年，田汉在给郭沫若的信中较早提及了“生活艺术化”的概念。稍后，1920—1921年间，宗白华在《青年烦闷的解救法》、《新人生观问题的我见》、《艺术的生活》等文中多次提及了“艺术式的人生”、“艺术的生活”、“艺术人生观”等概念。但他们都没有作相应的系统深入的论述与建构。20世纪20年代初，梁启超由对文学的社会功能的探讨转向对艺术和美的价值意义的追询。1921年，他发表了《“知不可而为”主义和“为而不有”主义》一文。1922—1923年，又发表了《趣味教育与教育趣味》、《学问之趣味》、《美术与生活》等一批论文与演讲稿，集中提出并阐释了“趣味主义”的人生哲学和生活态度，以此为基础明确提出了“生活的艺术化”的口号，并从劳动、为学、教育、艺术等实践层面具体论析了如何实现“生活的艺术化”。梁启超指出，所谓“趣味主义”就是“无所为而为”主义，就是在生活实践中要超越个体小我的成败之执和得失之计，“以趣味始以趣味终”，“把人类计较利害的观念，变为艺术的情感的”。梁启超认为，这种“趣味生活”是高于“意义生活”的“最高尚、最圆满的人生”，是真正“有味的生活”，也就是“劳动的艺术化”和“生活的艺术化”。③ 梁启超对“生活的艺术化”的阐释及其所界定的“趣味主义”的哲学基础，第一次较为深入地从理论上建构了“生活的艺术化”的人生理想与美学理想，阐发了激扬生命、精神至上、不执小我、追求趣味的审美人生精神及其以情感与趣味为根基的艺术美学理想。梁启超“生活的艺术化”理论为中国现代“人生艺术化”理论确立了基本的理论精神和致思方向。 30年代，朱光潜正式确立了“人生艺术化”的理论表述。早期朱光潜深受梁启超的影响。1926—1928年，朱光潜在《给青年的十二封信》中表述了自己的人生观和美学倾向。他不仅直接提到了《饮冰室文集》，还10多次运用了“趣味”、“兴味”等梁式术语。1932年，朱光潜写作发表了《谈美》，提出“要求人心净化，先要求人心美化”；“艺术的活动是‘无所为而为’的”，“无论讲学问或是做事业的人都要抱有一副‘无所为而为’的精神，把自己所做的学问事业当做一件艺术品看待”。朱光潜将《谈美》最后一章命名为“慢慢走，欣赏啊！——人生的艺术化”，由此正式确立了“人生艺术化”命题的理论表述形式。朱光潜提出：“艺术是情趣的活动”；“每个人的生命史就是他自己的作品”；“‘无所为而为的玩索’是唯一的自由活动，所以成为最上的理想”；“所谓人生的艺术化也就是人生的情趣化”，“我们主张人生的艺术化，就是主张对于人生的严肃主义”。④ 经过朱光潜的《谈美》，“人生艺术化”的提法被广泛接受并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同时，其以人的建设为内核，以艺术、情感、生命、精神为基本要素，融人性启蒙与审美启蒙为一体的美学精神与理论品格也进一步得以明晰成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