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8402(2008)10—0094—07 “刚刚过去的20世纪，是中国历史上变动最激烈、最起伏动荡的岁月。”①鲁迅称20世纪为大时代，在这个大时代中大清帝国在鸦片战争的血雨腥风中走过它凄惶的岁月，并沉入崩溃的黑洞。时代来不及喘息，便又匆匆上路，辛亥革命、二次革命、袁世凯复辟、张勋复辟……动荡的岁月不断地磨砺着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灵，也使文学和文学批评在不经意中肩负了本来不该由它来承担的重负。“中国文学的现代性转化，以及中国文学批评的现代历程，伴随着社会的现代化梦想，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开始了。”②这是中国现代文学形成的历史语境，实际上，在这一历史语境中，中国精英知识分子经历了艰难而痛苦、漫长的抉择过程，从物质层面现代化的诉求，到政治制度现代化的反思，再到文化现代化的抉择。从“师夷长技以制夷”到维新运动，再到全面反传统，这其中西方始终是一个先进的参照系和评判支点。西学东渐一浪高过一浪，中国文化中不断插入西方异质性基因，西方的思维方式、话语模式成为中国知识分子本民族文化现代化的法宝。因此按“知识考古”的方式对中国现代文学及批评进行一番文化谱系的考察有着十分重要的意思和作用，可以更清楚地看到中国现代文学及批评发生与形成的内在轨迹。 首先，十九世纪下半叶至二十世纪初中国文化自身的生存境遇。 伴随着中国国门被西方洋枪洋炮的轰毁，中国文化也面临着尴尬的局面，可以用“文化困境”四个字来形容。西洋知识的涌入，已越出中国文化可以阐释的疆界，如何应对，此时中国旧有的知识系统已无法解释周围变化了和变化着的世界。“不仅因为西洋的东西汹涌而至，而且还因为中国人一切都没有调整好，就被汹涌而来的新知识新经验淹没，于是茫然，仿佛宋襄公，还没有列队鸣鼓，西洋人就来了，赶快搜寻自己固有的文化底囊，匆忙翻检圣贤的书本，可是没像《甘露寺》里诸葛亮留下来应付变动的锦囊可以使用，于是，他们陷入了有史以来少有的文化困境。”③这种外部世界的巨变从而导致的思想文化上困境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中国古老的天文地理知识遭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战，面临着被颠覆的危险。“天圆地方”等天文知识在地球仪、望远镜面前显得破绽百出。“七政仪，其构造的知识背景是西洋关于天像的判断，而地球仪的形制，其知识依据当然不是中国的‘天圆地方’，望远镜观察到的天象星辰，足以瓦解古代中国关于星象的解释，而显微镜所看到的细菌世界，则可能给中国人打开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天地，使得古代中国知识世界无法诠释它的原委。应该说，这些仪器的知识背景，显然已经与传统中国人的知识有相当大的歧异，也已经蕴涵了足以对整个中国知识系统提出颠覆性质疑的资源。”④“自古以来一直为官方重视的天象之学，也越出了为政治谋求合法性和为农事安排历日的畛域，渐渐接近近代的天文学，十九世纪下半叶，人们逐渐知道了宇宙生成理论，也知道地球与月球的分离‘因旋转之势而分’的学说，而且知道太阳系的行星和围绕太阳运转的周期，甚至还知道了万有引力、行星轨道椭圆、各行星绕日一周天数、火星有冰顶、木卫四星，以及天王海王星、日蚀、月蚀等等。”⑤中国传统习惯中的“天下”、“九州”等地理观也伴随着魏源《海国图志》和徐继畲《瀛环志略》等书的相继问世开始瓦解，新的名词、新的知识如决堤的洪水一般涌入中国传统文化中，使中国文化开始打破自身封闭状态，开始与西方接轨。“各种新词语，也相继在汉语中出现并被接纳下来，像什么‘亚细亚’、‘欧罗巴’、‘地中海’，……是一种全新知识系统。”⑥地理空间的变化背后是知识空间的扩大，随着地理知识尤其是欧美地理知识的增加，中国人的眼界也逐渐开阔起来。 二、经史子集等中国旧有的知识分类体系已无法满足日益输入的新知。西洋新知的涌入，对中国传统的知识系统进行了潜在的消解，中国传统的知识体系不得不重新进行根本性的调整以求应对。“在西洋新知的冲击下，十九世纪中国的传统学科系统已经不能容纳新的知识，这就仿佛一个被区分成了四个大格子若干个小格子的箱子一样，过去甲乙丙丁、经史子集的，已经没法把纷至沓来的新知妥善地安放，它的格子已经阻碍了新知在传递中的增长。当新知增长到旧衣服再也不能包裹住它的身躯时，衣服就被撕破了。……当经、史、子、集的分类法在新知的冲击下转化为文史哲政经法以及数理化等等西洋学科的分类法时，传统的知识系统已经恍然崩溃。”⑦“当传统的，赖以支持自己的理解和解释的系统崩溃，这种恐慌是很难抵抗的，重建知识系统便是普遍的需求。”⑧ 三、中国传统的人文知识在洋枪洋炮的威胁下显得苍白无力，实用技术炙手可热。屡战屡败、赔款割地等丧权辱国的现实危机使中国开始反思自己甚至怀疑自己的传统知识及教育内容。相比西方的教育制度和教学内容，中国传统人文道德教育显得既无能又无用：“中国之所谓格致，所以诚正治平也，外国之所谓格致，所以变化制造也，中国之格致，功近于虚，虚则伪，外国之格致，功证诸实，实则皆真。”⑨崔国因《出使美日秘日记》卷八也说，“外国于格致之学，较之中国士子之用心举业者，略相同焉。然举业之学，但托空言，而格致之学，实有实用，宜其日致富强乎。”⑩两相比较，关于知识的价值判断出现了逆转，“中国旧学渐渐被当做‘无用’知识，而西方新知则被当做‘有用’知识，在光绪二十二年(1896)宋育仁给陈炽《庸书》作序时，就曾经提到，当时流行观念之一，是‘天下之说曰：今日之病在尚文之弊’，这里所谓‘尚文’，其实就是传统中国把儒家经典作为全部知识，旧时天下人都把精力和智慧耗费在这种本来应当是人文知识的知识世界，而忽略了其他的所有知识与技术，因而导致了实用技术的衰落，他觉得这导致了中国的‘贫’与‘弱’。”(11)十九世纪末，废科举，兴西式学堂，办实业在中国蔚然成风。 四、一元文明观的破灭与以我为中心价值体系的变化。世界变大了，中国人的自尊心却缩小了。世界由过去的九州一隅扩大到了整个地球，而中国则从过去的“天下”缩小到了东亚一隅。“世界的扩大和中国的缩小，使中国知识阶层开始思考和接受一个至关重要的新观念，也就是多元文明区域的存在，那些过去被想象成荒蛮异邦、蕞尔夷狄的‘万国’，不再是天朝大国理蕃院属下职贡天朝的四裔，也不再是上国不屑的小小弹丸的弃岛，而是与‘中国’同样的国度，因此它们的文明、物产、语言都渐渐被认识，这种认识逐渐地改变着中国知识界的无端傲慢。”(12)在屡战屡败、割地赔款的现实面前，中国人不得不痛苦地放弃唯我独尊一元文明观，不得不承认西方船坚炮利，不得不承认西洋历史与中国历史同样悠久、西洋文明并不亚于中国文明。同时，伴随着一元价值观念的轰毁，中国人关于文明的价值评判标准也发生位移，以伦理道德为中心文明优劣观转变到以强弱为中心的文明优劣观。“‘富强’在‘理性’的名义掩护下，以‘实用’和‘有效’的方式，被当做‘文明’的标准，这给中国人提供了一个实际上源自西方的思考方式，一个一元的普遍的价值尺度，它使得急于保存自身文化存在的中国人在西方强势的全球背景中，在坚船利炮的威胁下，放弃文明评价上的独自立场，也放弃文化与价值上的传统观念。”(13)中国传统观念中至高无上的“王道”渐渐让位给了“霸道”，富国强兵成为最重要的事情，在失败面前中国人不得不低下夜郎自大的头颅，被迫承认西方的价值观念。“正是因为当时人已经开始把中国置于全球背景中，而全球万国之间又以强弱论英雄，而强弱又以富与强划分，是非则以成王败寇来定，所以‘富强’就等于‘文明’，这种关于‘文明’的思路引起一系列观念转变。他们开始反省历史，从最直接的原因开始调整自己文明的视角，‘富’和‘强’成了最重要的价值标准。”(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