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92X(2009)17-0044-05 时移境迁，在这个全球化、多元化与民主化浪潮席卷天下的时代，传统爱国主义赖以生成的时空与根基正发生着深刻的变化。相应地，一些关于爱国主义的共识，在新的时空中日渐模糊、分裂，甚至对立。因此，追问和澄清那些曾经不证自明的问题，抑或不是问题的问题，是我们在新的时空坐标中准确理解爱国主义的前提和关键。 一、封闭还是开放：全球化时代爱国主义的表现形态 作为一个历史范畴，爱国主义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社会背景下有不同的表现形态和具体内涵。正如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中所言：“爱国主义的具体内容，看在什么样的历史条件之下来决定。”[1]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主义中国置身于资本主义汪洋大海的重重包围之中。尖锐的意识形态对立，严苛的经济封锁，逼迫从战争废墟中起步的新中国选择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发展道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建国初期的爱国主义表现为以“自力更生”为典型特征的自立、自主、自强的封闭形态。不可否认，正是在这种举国上下“勒紧裤腰带”发奋图强、共渡难关的爱国主义精神支撑下，一穷二白的中国取得了一系列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的重大胜利，创造了诸如“两弹一星”这样的科技奇迹，以及“两弹一星精神”这样的爱国主义精神典范。然而我们必须承认，近代中国长期闭关锁国的政策，加上建国后在孤立无援客观条件下的“独立自主”，使得中国长期隔离于世界文明的大道，错失了许多宝贵的发展机遇。 改革开放之于现代中国的深刻的革命性意义，首先在于它打破了中国在经济生活和精神世界中长期“与世隔绝”的封闭状态，使当代中国的发展融入了宏阔的全球化进程之中，跨入人类文明的大道。这一革命性变革同时也促使当代中国爱国主义精神的表现形态追随时代的变迁而呈现出从封闭走向开放的轨迹。改革开放30年以来，中国在融入世界的进程中大量汲取世界各国的技术、资金、经验、理念等先进的文明成果，初步实现了小康社会的跨越式发展，成为当今国际舞台上世所瞩目的新星。中国社会中涌现出越来越多的国际元素与开放符号：外资或合资公司、国际品牌、国际项目、国际组织、国际赛事……而能够叱咤风云于这些国际领域的人物也顺理成章地成为新时期国民心目中的民族英雄。 但中国融入全球化的进程注定不会一帆风顺。逐渐增多的贸易摩擦，不见硝烟的“西化”、“分化”，尤其是近期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而蔓延全球的金融危机，使得全球化的两面性日益清晰地显现出来。大批工厂倒闭，民工返乡潮，美元外汇储备“缩水”……国人真切地体验到了开放中的风险、全球化中的陷阱。同时，部分西方人对“中国模式”的疑惧、敌视与拒斥，也激起了中国社会中以反思和质疑全球化、维护国家和民族利益为诉求的民族主义情绪。这本是自然的事情。但在这种应激性的爱国热潮中，也夹杂着一种复杂的爱国情绪。比如，《中国不高兴》等畅销书籍就在反映和传播着此类声音。该书中充斥着诸如“中国对西方：‘有条件地决裂’”、“不能再搞‘轮盘赌’：把中法关系实质性降低”等观点。[2]有评论者指出，如果说1996年出版的《中国可以说“不”》是在宣泄一种“受害者心态”，那么，“升级版”的《中国不高兴》则反映了一种受挫的“暴发户心态”。也有西方观察家认为，《中国不高兴》的空前火爆，标志着中国民族主义卷土重来。美国《时代》周刊为此惊呼：“如果民族情绪不加以适当制止，它可能会推动北京方面采取好战孤立主义路线。” 那么，新时期的爱国主义，应否为规避全球化的风险而退回“自力更生”的封闭时代？应否为回击他者的敌视而与世界“断绝关系”、“划清界限”，抑或“针锋相对”、“你死我活”？ 今日中国人能否以退回封闭时代的方式爱国？陈独秀在其《敬告青年》一文中的论说颇有启发：“立国于今之世，其兴废存亡，视其国之内政者半，影响于国外者恒亦半焉……居今日而言锁国闭关之策，匪独力所不能，亦且势所不利。万邦并立，动辄相关，无论其国若何富强，亦不能漠视外情，自为风气。”藉此，陈独秀诘问，若国民“有锁国之精神，而无世界之智识”，“其国将何以图存于世界之中”[3]这段话虽是针对近百年前中国所处的情势而发，却与今日中国的现状格外地贴切。若有不同，也只是中国与世界各国在政治、经济、文化诸领域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交织关系更深、更甚而已。因此，赌气式地抵制“某国货”，自命不凡地标榜“离开你我照样活得好”，逞口舌之快的“我们强大了，我们就揍你”，恐怕均非今日爱国主义的恰当形态与科学表达，正如陈独秀所言：“匪独力所不能，亦且势所不利。” 因此，全球化时代的爱国主义，既不容许为规避风险而隔绝交通的自闭，也不需为回击敌视而针锋相对的报复，要求更高、更为重要、也最有价值的，是在错综复杂的利益交织中，审慎地辨析风险，清醒地择取机遇，既智慧地拓展国家的生存与发展空间，维护与捍卫国家的尊严和利益，又努力以开放的胸襟将本国发展的经验贡献于人类文明。 二、人权还是主权：后民族时代爱国主义的价值取向 十年前的科索沃战争人们想必记忆犹新。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凭借强大的军事实力，在未经联合国授权的情况下，对一个主权国家肆无忌惮地进行了长达70多天的狂轰滥炸。而北约出师之名即“人权高于主权”的旗帜，其理由就是所谓阻止科索沃的“种族清洗”，而此罪名后为多家媒体揭露破绽百出。 战争已成历史，这场战争的幌子却至今仍为一些西方国家的政客、学者高举。其理由是，全球化正在日益突破民族国家的边界，后民族国家时代已经到来，相比民族国家的主权，人权更为基础和重要。而国内亦不乏此论点的和声与变奏。 一种声音是，因为人权高于主权，所以爱国主义已经过时和多余。 爱国是否过时，要从人权是否高于主权说起。其实，提出所谓“人权高于主权”，就意味着将人权与主权刻意割裂并对立起来。国家本不是空洞之物，它属于一国人民，国家主权就是该国人民的集体人权。没有国家主权的依托和保障，个体人权便无从实现。国家是阶级社会的产物，但人类历史表明，在外敌入侵、国家主权受到威胁时，社会的各阶级、阶层常常会团结起来一致对敌，维护国家主权。这大概因为，即使妇孺百姓，也懂得覆巢之下无完卵的道理。也正因此，当年陈独秀“恶国家甚于无国家”[4]的“高论”一出，即招致舆论一片哗然。中国和许多发展中国家一样，既经历了没有主权也没有人权的苦难，也探索了先争得国家主权、之后逐渐改善人权的成功实践。苦难与成就的现实对比，对于人权与主权关系的回应有时会比旁征博引的论证更有力。事实上，虽然今天经济全球化正在某些方面侵蚀、消解着民族国家的边界和特性，但毫无疑问的是，民族国家依然是当今世界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国际单位。只要国家存在，高喊人权高于主权的强国多是为其自身的国家利益扩张寻找借口，正如美国白宫公布的“新世纪国家安全战略”文件的直白表述那样，“如果我们想要在国内获得安全，我们必须在国外实行领导”；而只要国家存在，奢谈人权高于主权的弱国不是无知，就是幼稚——有谁见过小国、弱国干涉大国、强国主权以成功捍卫其人权的先例呢？因此，只要国家存在，爱国的话题就不会过时，爱国主义也将始终是人们最崇敬的一种思想感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