置身于电子媒介主导的全球化的消费语境中,文学一方面有着边缘化的隐忧,一方面又不断地媒体化吸引着公众眼球。顾彬的“垃圾论”、“80后”入作协、“神话重述”、“底层写作”、网络文学制度创生、诗歌行为艺术化……构成了2007年的文学理论与批评的背景,牵动着理论批评的神经。文艺理论知识系统面临内在的调整和反思,而它对文学现状的命名和阐释的焦虑也依然如影随形。 上篇 文学理论:知识状况与问题谱系 1.“审美意识形态”论争 “文学是审美的意识形态”的争论由来已久,但2007年度这一次的集中爆发,却是以董学文2005年9月在《北京大学学报》上发表《文学本质界说考论》为导火索的文章,及钱中文、童庆炳及许明在2006年第1期的《社会科学》上发表的回应文章。此后,争论逐步展开,两年间参与争鸣的文章有80余篇,其中,仅董学文就连续发表21篇辩驳论文,其对立面的钱中文、童庆炳及吴子林等,也各有数篇论文发表。2006年4月北京大学召开了“文艺意识形态学说”学术研讨会,是年7月吉林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文艺意识形态学说论争集》;2007年3月北京师范大学召开了“文学审美意识形态论研讨会”。事实上,近年文艺理论界一些其他主题的研讨会也往往将之作为一个重要话题。2007年钱中文先后在《文学评论》、《文艺研究》、《河北学刊》、《文艺争鸣》上发表了4篇较有分量的回应文章,将争论推向高潮,其间,吴兴明、曹卫东、肖鹰、余虹以及陶东风等学者都对这个争论发表了各自的看法①。 双方的共识在于“审美意识形态论”以“审美意识”作为逻辑起点在反对“文学为政治服务”的“工具论”霸权方面曾经发挥过积极的主导作用,而分歧则在于它是否有充分的学理性来对“文学的本质”做出合理的界定。童庆炳于2000年发表《审美意识形态论作为文艺学第一原理》一文强调“审美意识形态论”不是“权宜之计”,也不是“审美”与“意识形态”的拼凑。其理论依据来自于前苏联著名的“审美学派”主将阿·布罗夫的论述,即“意识形态只有在各种具体的表现中——作为哲学的意识形态、政治的意识形态、法意识形态、道德意识形态、审美意识形态——才会现实地存在”。童庆炳由此引申出两点,其一,意识形态都是具体的,“没有一种超越于这些具体形态的所谓一般的意识形态”;其二,“所有这些具体的意识形态都是一个完整的独立的系统”,不同的意识形态虽然有着普遍联系,但它们反映的对象是不同的,也各自有着“自己独特的内容与形式”,“在这种情况下,审美意识形态自身形成一个独特的思想系统,它的整体性也就充分显现出来”②。 然而童庆炳的这番论述在董学文、马建辉、李志宏等人看来,显然缺乏足够的说服力。首先,与童庆炳认为意识形态只存在于各种具体形态中不同,董学文等人恰恰将之视为一个抽象的“总体性概念”,是具有统治秩序内涵的“观念体系”。在这个意义上,既不能说文学是“审美意识形态”,也不能说是“非审美意识形态”,因为“意识形态”的“种类”,“是按照时代属性、阶级因素、集团利益、政治倾向等划分的,而不是按照学科、部门或意识领域划分的”。如此推论,“审美意识形态”只能是“审美”与“意识形态”的叠加,也即一种“不合逻辑”的“硬搭配”。这种“硬搭配”的后果有两个:一是误将文学具有的“意识形态属性”理解为一种“意识形态”;二是用“审美”去淡化、溶解或模糊文学的“意识形态属性”。在董学文看来,尽管“审美意识形态论”强调对马克思主义的回归,但马恩的经典著作却从没有直接或间接地说过“文学是意识形态”,也无法从他们的理论中推导出“文学是审美意识形态”的结论。所以,“审美意识形态论”看起来是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其实不过是一种用异质的知识来修正马克思主义理论术语的做法”③。不过,争论的双方并未意气用事,而是都有反思。钱中文就说,“今天已进入信息、媒介时代,文学形式不断翻新,思想多元,学者们各有各的知识谱系,各有各的思维方法,各说各有理。在真理的长河中,任何理论观点都会存留着那个时代的特点,历来如此”,对于“文学审美意识形态论”,“我也持这种不断反思的态度”④。董学文也有类似表示:“文学的本质是各种关系中规定的综合,不可能是单一或个别几项的。”⑤而在这场争论中,确有一些学者,如杨春时、南帆、肖鹰等,从“反本质主义”的当下语境出发表达相近看法,那就是文学的本质是多方面的,是“各种关系”相互作用的,任何对文学本质的界定,都具有历史性。 也因此,这次争论在2007年度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不再像以往那样仅仅专注于概念的辨析与经典的释义,而是把争论引向“新时期文论三十年”的回顾上:钱中文、童庆炳与董学文先后在《文艺争鸣》的第3期、第5期、第7期发表了近乎同题的文章,但侧重与结论各有不同。钱中文和童庆炳都强调了“审美意识形态论”在争取“文学回归自身”的历史功绩,董学文却认为“审美意识形态论”“已经造成以‘审美’挤压和伤害积极的意识形态因素的现象”。 2.“文学理论三十年”与“文艺学知识状况” 新时期文学理论已经走了近三十年的历程,回顾与反思其间的成就与缺失是2007年一个热点话题。应该说,对新时期以来的文学理论进行阶段性总结,2006年10月在中国人民大学召开的“文艺学的知识状况与问题”学术研讨会是重要一站,它可视作2007年度提出“从新时期到新世纪:文学理论三十年”这一概念的引子。作为这一概念的重要发起者,《文艺争鸣》杂志2007年的第3期、第5期、第7期和第9期,分别发表了钱中文、童庆炳、董学文以及鲁枢元等知名文艺理论家对三十年文学理论发展回顾与总结的文章。这期间,全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和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于6月23日至25日,在华中师范大学联合主办了“文学理论三十年——从新时期到新世纪”学术研讨会。与此同时,在《甘肃社会科学》第4期上,山东大学的马龙潜也主持了一个有关“新时期文学理论发展的回顾与反思”的专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