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之初，围绕文学理论教材所展开的文艺学学科反思一浪高过一浪。从文学理论主动吸收文化研究的开放性视野到有意识地与之保持若即若离的关系，从围绕文学审美意识形态在“日常生活审美化”背景中的“审美性”论争到其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理论话语中的概念辨析，各种理论背景、文化立场的学者都卷了进来，形成近年来纷繁复杂的学术景观。如果说新中国文学理论教材可以划分为三个时间段(五六十年代以蔡仪的《文学概论》和以群的《文学基本原理》为代表，八九十年代以童庆炳的《文学原理》为代表，新世纪以南帆的《文学理论新读本》、陶东风的《文学理论基本问题》和王一川的《文学概论》等为代表)的话，那么，这些年来，文学理论教材的编写明显呈现出多元化的特色。即使是童庆炳，在文学理论教材编写中自身也努力保持着一种理论的张力：一方面，作为“中央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文学概论》编写组的首席专家，他正在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为指导进行新的文学理论体系的建构；而另一方面，作为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主任，他近十年一直在倡导建设一种文化诗学的文学理论，而后者明显是其最具学术个性的理论追求。2005年，由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组编的“新世纪高等学校教材·中国汉语言文学专业丛书”中的一种《文学理论新编(修订版)》(以下简称《新编》)出版，这标志着“作为文化诗学的文艺理论”体系化的初步完成。 尽管在《新编》中，童庆炳并没有直接采用“文化诗学”的命名，但是，在其理论表述中，我们却可以认定，这本教材就是一种文化诗学的文学理论的体系化建构。在《新编》的前言中，主编强调：“无论文学如何变化，它都离不开三个维度：语言的维度、审美的维度和文化的维度。……正因为文学存在着这么三个维度，思考文学理论的基本问题就不能不围绕这三个维度展开。因此，语言、审美、文化三维度是本教材的核心观念，其他的设计则是这一观念的拓展与深化。”而在童庆炳近年来围绕文化诗学的讨论中也多次提及他从文化诗学的角度对文学的基本理解。如：“‘文化诗学’的构思把文学理解为文学是语言、审美和文化三个维度的结合。‘文化诗学’就是要全面关注这三个维度，从文本的语言切入，揭示文本的诗情画意，挖掘出某种积极的文化精神，用以回应现实文化的挑战或弥补现实文化精神的缺失或纠正现实文化的失范。”(童庆炳：《文化诗学——文学理论的新格局》，《东方丛刊》2006年第1期)很显然，文化诗学的观念内涵于《新编》的编写，欲理解《新编》的理论体系以及童庆炳的理论取向，“文化诗学”无疑是其中的关键词。 因此，我们首先面临的第一个问题是，童庆炳为什么会在近十年来反复强调文化诗学?作为一种理论命名，文化诗学的问题意识从何而来? 众所周知，“文化诗学”之所以引人注目，与新历史主义文论的引入不无关系。“文化诗学”这个词可以说是葛林伯雷的发明。1980年，葛林伯雷他在《文艺复兴时期的自我塑造》一书序言中，首次将自己的研究称为“文化诗学”，并在1988年对“文化诗学”进行了初步的界定。在葛林伯雷看来，文学研究不仅要面对文学文本，而且同时要面对各种非文学文本，如各种文件、档案等，因此，“需要有一些新的术语，用以描述诸如官方文件、私人文件、报章剪辑之类的材料如何由一种话语领域转移到另一种话语领域而成为审美财产”(张京媛主编《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3页)。因此，文化诗学就是在不同类型的文本中的意义的运作。但是，童庆炳所倡导的“文化诗学”却非常自觉地与葛林伯雷的“文化诗学”拉开距离。在一次访谈中，童庆炳就他所倡导的文化诗学与葛林伯雷的关系发表了明确的态度，他指出：“‘文化诗学’这个词最早是美国的‘新历史主义’提出来的，但是我在读‘新历史主义’的著作时并没有很注意他们的‘文化诗学’这个提法，我说的‘文化诗学’更多是和‘文化研究’有关。”(童庆炳：《植根于现实土壤的“文化诗学”》，《文学评论》2001年第6期)也就是说，文化诗学只是童庆炳从新历史主义文论那里借来的名词，其理论发展与之并无实质性的渊源。 值得注意的仍然是童庆炳自己的表述。1999年开始，童庆炳连续撰文倡导“文化诗学”，以之克服并超越形成于80年代的文学研究“向内转”的弊病。在他看来，整个80年代，我们的文学批评都囿于语言的向度和审美的向度，被看成是内部的批评，对文化的向度则往往视而不见，也不能回应现实文化的变化。因此，文学理论和批评自外于社会现实生活的情况应该改变。而改变的路径便是增加或者说恢复文学研究的外部视野，即文化的视野：“一方面继续向微观的方面拓展，文学文体学、文学语言学、文学心理学、文学技巧学、文学修辞学、小说叙事学，等等，仍有广阔的学术空间；另一方面，又可以向宏观的方面展开，文学与哲学、文学与政治学、文学与伦理学、文学与社会学、文学与教育学交叉研究等，也都是可以继续开拓的领域。”(童庆炳：《文化诗学是可能的》，《江海学刊》1999年第5期)从这个意义上讲，童庆炳的文化诗学便是相对于文学内部研究而言的文学的外部研究的代名词。不过，这种表述在童庆炳那里很快得到了进一步的修正。文化诗学并不满足自己仅仅成为文学外部研究的代名词，“‘文化诗学’的构想就是要把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贯通起来，这是方法论上的一种转变”(童庆炳、黄春燕：《诗意人生，诗性守望—童庆炳先生访谈录》，《中文自学指导》2005年第5期)。也就是说，文化诗学的倡导并非要求文学研究从内部研究转向外部研究，而是努力将两者结合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