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张法(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主持人语]近年来，随着文学理论知识的增长以及大众审美文化的兴起，原有文学理论教材的学科范式和思想观念的局限性逐渐显现出来，其对文学文化新现实的隔膜，其意识形态时期的本质主义思维方式，成为学界诟病之所，文学理论要求变革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最典型地表现在近年来的文艺学的边界之争这一学术现象上。于是，如何编写文学理论教材成为学界思考的重要问题。回顾历史方可展望未来，这里，我们以20世纪中国文学理论撰写史中的具有代表性的文本为分析对象，通过对百年文学理论历程的回溯和评论，试图为当前文学理论教材的编写寻求有效资源。本专题所选取的四个文本反映了20世纪现代中国各个时期文学理论的编写旨趣，折射出特定时代的学术文化氛围，这一历史的梳理和评述既展现了中国文学理论的学术进程，其具体的解读也体现了作者的学术个性，我们希望这组文章有助于推进今天文学理论教学和研究的改革。 [中图分类号]10[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1-4799(2007)05-0001-13 反思中国文艺学的百年之路，从课程形成与教材编撰的角度予以探讨，当是一条有趣的路径。近年来，学界对民国以来的“文学概论”教材编撰史的研究颇有收获。笔者在学习过程中，发现晚清的一份文献，即1903年《奏定大学堂章程》(载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中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61年版)中有关“文学研究法”课程的讲授要义，此文献虽然不是一本完整的文学概论教材，但称得上是近代中国文学概论课程最早的一份讲授大纲，值得给予关注和研究。 一般而言，说“文学概论”成为一门课程是我国高等教育现代化的产物，也是“西化”的产物，是有事实根据的。从1920年至1946年，国内大约出版文学理论教材类图书40多种，其中较有影响的如：刘永济《文学论》(1922)、马宗霍《文学概论》(1925)、潘梓年《文学概论》(1925)、沈天葆《文学概论》(1926)、马仲殊《文学概论》(1930)、老舍《文学概论讲义》(1930—1934)、曹百川《文学概论》(1931)、赵景深《文学概论》(1932)、陈穆如《文学理论》(1934)、谭正璧《文学概论讲话》(1934)、陈君冶《新文学概论讲话》(1935)和张长弓《文学新论》(1946)。这10多部具有代表性的教材，论述的话题、写作的风格各不相同，但其理论框架、写作范式基本上是按西方学术规范运作的，或移植、或翻译、或以西域文学思想重解本土文学现象，思想根底无疑都渊源于西方文学理论。客观地看，这一现象是西学东渐的必然产物，在“别求新声于异邦”的历史大背景下，“文艺理论方面，中国古代感悟式的片言只语或灵思妙语，逐步为西方讲究逻辑分析和综合的理论体系所代替。一些著名的国学大师，如梁启超、王国维、蔡元培等，一个个用西方的美学观点和方法，来研究中国古代的文艺经典著作，并引进了西方大量的文艺理论的名词术语，以至中国传统的一些名词术语，反而不为人知，不为人用。就这样，西方文艺理论基本上改变了中国古代文艺理论的面貌，使之从古代的走向了现代的，从玄学的走向了科学的”(蒋孔阳：《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文艺理论》，《蒋孔阳全集》第四卷，安徽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714页)。但是，这种走向并没有得到中国学人的真正认可，历史表象上的一致性和连续性并不能代表中国文艺学的过去和未来，具体而言，在“文学理论”课程形成和教材编撰中的“西化”表象之后，实际上潜藏着一个横亘在几代中国学人心头的话题，即中学和西学的关系，从晚清直到当下，中国学界从未停止过反思与讨论。从课程形成和教材编撰的角度反思中国文艺学的百年之路，其中心话题依然是域外思潮和本土文化资源如何融合的问题。从文化史的角度看，我们不要以为这个思路是对历史的反拨，是今人高于前人的地方，历史表象上的一致性和连续性往往遮蔽着我们曾经遗忘、遗漏了的历史的“断裂”——重解与反思历史的入口，就像福柯所说：“人们越是接近最深的层次，断裂也就随之越来越大。”(米歇尔．福柯：《知识考古学》，谢强等译，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页)所以，我们在从课程和教材方面反思中国文艺学百年之路的过程中，是否应该找一找与历史表象不一致的“断裂”之处，并弄清这些“断裂”被遮蔽的原因？如此，我们今天的反思和建构方有真正的历史的厚度。 清代以前的高等教育只有经学课程，而无西方学科知识分类意义上的文学课程，是康有为辈“远法德国，近采日本，以定学制”(康有为：《请开学校折》，载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上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61年版，第151页)的教育改革思想为“文学概论”这样的课程立足于中国高等教育奠定了基础。就“文学概论”课程在清末民初形成的过程而言，课程内容的“西化”与理科、工科课程是有差别的，在理科、工科课程上，“西化”是无条件的，因为中国传统教育在这些课程的设置和讲授上，几无发言权，但属于文学类的“文学概论”，中国传统教育和文化、中国传统诗学是不会禁言的。如1 902年，在《钦定高等学堂章程》和《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中，虽设有“文学科”，但实际讲授的内容还是传统的“词章学”。1903年，在《奏定高等学堂章程》中，设置了“中国文学”学科。同年，在《奏定大学堂章程》中规定，文学科大学分设中国文学门、英国文学门、法国文学门、俄国文学门、德国文学门和日本国文学门。尤其是在中国文学门中，开设了“文学研究法”课程。关于“文学研究法”，《奏定大学堂章程》似乎特别重视，不惜以诸多文字规定了此课程的讲授要义，以今日的眼光观之，该要义大致包含如下内容：(一)文字、音韵、训诂的历史变迁：“古文籀文、小篆、八分、草书、隶书、北朝书、唐以后正书之变迁”，“古今音韵之变迁”，“古今名义训诂之变迁”；(二)文学观念的历史变迁：“古以治化为文、今以词章为文关于世运之升降”；(三)文学本体论：“修辞立诚、辞达而已二语为文章之本”，“古今言有物、言有序、言有章三语为作文之法”；(四)中国文学文体发展论：“群经文体，周秦传记史文体，周秦诸子文体，史汉三国四史文体，诸史文体，汉魏文体，南北朝至隋文体，唐宋至今文体，骈散古合今分之渐，又分汉魏六朝唐宋四体之别”；(五)文学的性质：“秦以前文皆有用、汉以后文半有用半无用之变迁”；(六)文学名家论：“文章出于经传古子四史者能名家、文章出于文集者不能名家之区别”；(七)文学鉴赏论：“古今名家论文之异同，读专集读总集不可偏废之故”；(八)文学的各类文体：“辞赋文体，制举文体，公牍文体，语录文体，释道藏文体，小说文体，记事、记行、记地、记山水、记草木、记器物、记礼仪文体，表谱文体，目录文体，图说文体，专门艺术文体”；(九)各国文法：“东文文法，泰西各国文法”；(十)文学与世界的关系：“文学与人事世道之关系，文学与国家之关系，文学与地理之关系，文学与世界考古之关系，文学与外交之关系，文学与学习新理新法制造新器之关系，文章名家必先通晓世事之关系”；(十一)文学盛衰论：“开国与末造之文有别”；(十二)文学价值论：“有德与无德之文有别，有实与无实之别，有学之文与无学之文有别”。就这段文字内容而言，其对“文学研究法”课程讲授要点的规范显然远远超出了今天的《文学概论》，文字学、写作学的内容大量包容在其间，依此而论，可说这是“文学概论”课程在中国草创时期的一种“稚嫩”，还没有在学科分类意义上为“文学概论”的课程内容作出准确的定位，但是，这毕竟是我们可以看到的最早的中国“文学概论”的概要，其文献学的价值并不逊于后世任何一本成形的“文学概论”教材。与其他课程(《奏定大学堂章程》在课程表上共设置了407个科目)相比较，只有“文学研究法”与“历史研究法”两门课程被《奏定大学堂章程》制定者格外关注，作出了详细的文字说明。值得注意的是，两门课程的文字说明之前均加上一句话：“中国文学研究法，略解如下”、“中国史学研究法，略解如下”，与课程名目相比，多出“中国”二字，缘何如此？颇值玩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