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雄主义是人类社会不断由野蛮向文明演进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一种具有集体意识的精神价值观，是属于意识形态层面的价值判断。它通过社会群体中具有崇高、悲壮、不屈和进取品格的具体人物作为摹本或榜样，旨在弘扬某一特定时期这一社会群体所追寻的最完美、最高尚、最能代表整体利益的宏大目标，并以此号召、鼓动和激励社会所有的人模仿这一人物，以达到或完成这一事业的最终目的。英雄主义具有鲜明的民族和国家特色，有强烈的历史感、时代感和人格的震撼力，它是某一时期社会群体整体思维的最高形式。 21世纪中国文艺进入后新时期，如何充分利用文化市场和新的传播手段来弘扬英雄主义，展现崛起中的中国崭新的精神状态，是我们面临的新课题。 一、历史观中的英雄主义 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伟人和英雄人物是和他在历史中所起的作用联系在一起的。标榜英雄，塑造英雄形象，或将某一人物的品行加上英雄的光环，使之成为人们模仿的对象，以此规范人们的行为和追求，凸显社会主流意识的正义性和崇高性。从古希腊开始，英雄人物就是当时人们刻意追求和塑造的形象，无论是在雅典还是在斯巴达，为了使城邦中的公民区别于奴隶以及在战争中能够战无不胜，希腊的统治者和思想家不断地宣扬从身心到体魄的英雄意识。于是，在人格塑造上，要求青年人具有勇敢的品格和爱美之心，在艺术作品中不仅创作了希腊神话中的无数超凡脱俗的神，还在希腊悲剧中塑造了具有崇高精神和伟大人格的人物形象。言必称希腊的西方文化从此把英雄主义作为基本的理念和价值崇拜，虽然在中世纪英雄的光环被宗教的阴影所遮蔽，但是到文艺复兴以后，英雄主义的理念再一次迸发，它以希腊的英雄为典范，把伟人作为世界历史的创造者。英国文学家、思想家卡莱尔1840年在一次演讲中宣布：“世界历史就是人类在这个世界上所取得的种种成就的历史，实质上也就是在世界上活动的伟人的历史。他们是民众的领袖，而且是伟大的领袖，凡是一切普通人殚精竭虑要做或要想得到的一切事务都由他们去规范和塑造，从广义上说，他们也就是创造者。”[1]于是，恺撒、亚历山大、拿破仑、克伦威尔都被认为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也成为后来希特勒和墨索里尼之所以能够在一个民主国家实行法西斯统治的一种思想基础。所以，作为一种历史观，英雄主义的光环不仅可以闪耀出夺目的色彩，而且在耀眼辉煌下，英雄主义的光辉还可能产生法西斯的阴影。 中国自古以来对英雄主义的解读与西方有所不同，中国长期以来的封建体制以皇权为唯一的政体，宗教的影响较小，所以中国人心目中的英雄宗教色彩和神话色彩较少。儒学中精忠报国的传统思想成为中国英雄主义的主要理念。中国古代的英雄类型大致分为四类：民族英雄、帝王英雄、民间英雄和武侠英雄。以岳飞为代表的民族英雄是中国长期战乱造就的结果。国土的分分合合，为了维护中国大一统的国家理念，每一次与外族的抗争都会造就一批民族英雄，即使现在看起来那时候的战争只不过是大中国内部的战争，但是只要是维护中国大一统地位、反抗分裂的英雄都将留名千古。秦皇、汉武、唐宗、宋祖，这些帝王英雄是维系大一统中国的象征，中国历史上虽然也有对商纣王、隋炀帝这些暴君和昏君的批判，但是丧失国土是帝王最大的罪孽，维系统一是帝王最大的功绩，这是中国历来划分帝王英雄的标准。民间英雄在《水浒》中表现得最出色，杀富济贫、除暴安良是这些民间英雄的共同本色。但是无论是“替天行道”的宋江还是砍贪官的李逵，他们最终的目的还是为了维系一个封建大一统帝国。武侠英雄实际上是民间英雄理想化的结果，无论在现实生活中还是在文学作品中，民间英雄具有了中国特有的武功，便具有了超人的特点。因此，西方的英雄史观着重于塑造人格，创造历史；而中国的英雄史观着重于守卫国土，维护皇权。但是，两者的共同点就是英雄的理念首先是创立具有当时人们可以效仿的榜样，是某一个历史时期人们崇拜和追随的对象。 二、文艺作品中的英雄主义 在文艺作品中，英雄主义的精神价值观是通过塑造英雄形象来实现的。在西方文学史上，从希腊神话的普罗米修斯到荷马史诗的阿伽门农，从莎翁剧中的哈姆莱特到歌德笔下的浮士德，还有迎难而上的堂·吉诃德和具有冒险精神的鲁滨孙。这些形象既反映了特定时代人们对英雄的崇敬和膜拜，也附着了人们的期待和希望。 英雄主义在文学创作中是一把双刃剑。它以人物形象塑造为基本手段，通过对人物的性格和命运的描写，潜移默化地表达作者的英雄主义情结和理想。这种手法运用得好就会使人物形象变得更加生动，更具有时代意义；如果处理不好，反而会损害人物形象，而且这种损害造成的影响是致命的、深远的。英雄主义人物形象塑造在中国的现当代文学中就经历了在人与神、人与鬼、人与兽之间的挣扎过程。 英雄主义人物塑造的高潮开始于共和国成立后17年的文艺作品，这时的作品中革命英雄主义的旋律已经变得异常高昂，英雄人物和身边的人物拉开了距离，成了人们膜拜的对象，但即使如此，英雄人物与凡俗人性还有千丝万缕的联系。那时无数个有血有肉的革命英雄的形象像烈火一样燃烧了整个中国，构成传统中国从未有过的一系列革命英雄人物谱。从小说《红岩》、《青春之歌》、《红旗谱》到歌剧《白毛女》、《江姐》、《洪湖赤卫队》，电影《烈火中永生》、《董存瑞》，甚至歌曲《山丹丹开花红艳艳》、《东方红》，等等，无不以红彤彤的豪情诠释着革命主旋律，并且唤起民众对革命与英雄的崇拜。这一时代的英雄主义，一方面创造了一系列让人难以忘怀的人物形象，形成当代文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另一方面因为政治对文艺不断地干扰，使得英雄形象逐渐扭曲，人的丰富个性越来越少，阶级的共性越来越多，理想化的成分越来越多，越来越脱离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典型塑造的原则。 英雄主义的灾难在“文化大革命”中达到了顶峰，以“革命样板戏”为代表，在人物塑造上，开创了一条以“三突出”为理论依据塑造人物形象的标准。从李玉和、李奶奶、李铁梅一家三代，到杨子荣、少剑波为代表的解放军指战员，还有郭建光、阿庆嫂、方海珍、洪常青、吴琼花等不同身份、性格的人物，他们不仅具有崇高的理想信念，还具有纯而又纯的高尚的个人品格，是被高度理想化了的英雄形象。这些形象的出现，自然与当时的文艺思潮背景有关，被“三突出”原则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在这样一种创作理论的指导下，“样板戏”全力突出主要英雄人物的形象，赋予他们近乎完美的性格，使其处于全剧矛盾中心和主导地位，不但大大加重他们的戏，而且在表演上规定他们处于舞台突出的位置，在灯光、服装、音乐诸方面对他们予以强调。高度的理想化，使人物的真实性受到了怀疑，因而他们成了今天批评家常常嘲讽的“高大全”式人物的代表。把人物的个性完全忽视掉了，艺术人物从人变成了神，而任何与人的个性有关的描写都被视为对无产阶级的崇高形象的损害，甚至作者会惹祸，这在中国历史上也是少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