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编号：0257-5876(2007)09-0040-09 一、北大中文系的文学史传统 中国本来是史学大国，西洋史学赶上并超过中国不过是近百年来的事。1949年，齐思和写《近百年来中国史学的发展》一文，开始就说：“在一百多年前，西洋史学，无论在质或量方面，皆远不及中国。中国民族是一个很切实的民族，在玄学的学问方面，不但不及西洋，亦且不及印度。但中国人在史学方面极擅胜场，我们的祖先在这方面有光荣的传统，有惊人的成绩。”①正是因为中国人有史学的传统，所以在现代意义上的大学建立以后，在中文系的学科建设中，文学史的地位是很重要的，也形成了相对稳定的传统。而中国早期“文学史”的作者多数与北京大学有关②。 1918年北京大学“文科教授案”中特别指出： 文科国文门设有文学史及文学两科，其目的本截然不同，故教授方法不能不有所区别。兹分述其不同与当注意之点如下： 习文学史在使学者知各代文学之变迁及其派别；习文学则使学者研寻作文妙用，有以窥见作者之用心，俾增进其文学之技术。 教授文学史所注重者，在述明文章各体之起源及各家之流别，至其变迁、递演，因于时地才性政教风俗诸端者，尤当推迹周尽使源委明了。 教授文学所注重者，则在各体技术之研究，只须就各代文学家著作中取其技能最高者，足以代表一时或虽不足代表一时而有一二特长者，选择研究之。③ 从后来学者的治学趣味和学术成就观察，大体可以说，北大中文系的学术传统，主要还是文学史研究。到了上世纪30年代，在中文系的课程里，文学史的色彩很明显。中国文学史就不要说了，其他如词史、剧曲史、小说史、日本文学史等，比重很大④。 1946年西南联大复员北上，在北大的《招生简章》中，介绍北大中文系“文学组”： 用历史的眼光来纵观中国历代的文学变迁，用活语言的标准来衡量中国历代的文学结晶品的；从不会领导你走入雕虫篆刻寻章摘句的小道之中。所以这一组的课程，除着重各时代诗文名著的钻研与其他各校国文系相同外，北大中文系更特别注重文学史的讲述。例如开始必修“文学史概要”一科，先给你奠定一个广泛的基础，以后则为分段文学史的讲述。第一段是上古至西汉，第二段是汉魏六朝，第三段是隋唐五代宋，第四段是金元明清，第五段是现代文学；以作较为专精的研究。此外更有各体文学专史的讲述；如诗史、词史、戏曲史、小说史等等，以作为更精密的探讨。⑤ 《简章》还特别强调：“谁都知道北大是新文化运动的发祥地，现在北大校长胡适之先生更是白话运动的主将，所以常常有许多考生抱着要成为一个新文学作家的理想而投入北大中文系里来，这诚不免多少有一些认识上的错误，因为大学中文系文学组要造就的是文学研究的工作人员，而不专门训练新文学作家。因为一个新文学作家是绝对不能抛开文学遗产而凭空创作的，所以即使抱着那一种目的而来的学生，也决不会感到失望，反而使他培养成更深沉的态度，更虚心的学习。这里的习作，自然是以语体为主，也多的是在新文学写作方面的导师。” 北大中文系的文学史研究传统，虽然越往后越有变化，但作为学术传统，这个主脉，我以为还是延续下来了。王瑶1949年后的选择是一个明显的例子。 王瑶由清华到北大，很快就完成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学术著作《中国新文学史稿》，虽然作新文学的研究，但方法和方向却是在延续北大文学史研究传统。中间经过北大中文系1955级学生集体编著的两册红皮《中国文学史》和修改后的四册绿皮本，虽然学术观点和评价标准发生了变化，但作为一种学术训练和学术意识，作为文学史研究传统的主脉还是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在延续。无论是“红皮”还是“绿皮”文学史的写作，都曾受到过林庚、游国恩等前辈文学史家的指导，作为一种学术传统，在特定的历史情境下，它的延续方式可能是变异的，但变异的延续中会保留一些东西。 1958年，北京大学中文系曾在短时间内集中批判过游国恩、林庚、王瑶、王力、高名凯、朱德熙、刘大杰、郑振铎、朱光潜、陆侃如和钟敬文等学者，当时批判的主要方式是大字报，据事后统计大约有一万两千张。而被批判的主要对象都是以教授文学史见长的学者⑥。批判者所信赖的主要方法都来自于当时“文学概论”中传授的理论和思维。是以“论”的方式批判“史”的事实。当时这些批判者对新意识形态毫不怀疑，而只对作为知识承载者的学者进行清算。这个结果最终导致了一个悖论：他们试图彻底清算的知识恰恰来源于他们的清算对象，而且清算发生在他们尚未完全继承那一知识系统的时候，这个结果使当时批判者的知识系统不可能再达到他们批判对象那样的水准。这些批判文章，几十年后再观察，所批判对象及其著作的学术史地位越来越坚固，而批判者及其学术地位并没有超越他们批判过的前辈，虽然这些批判者在上世纪80年代后已成为当时中国文学研究的主导力量，但学术史对他们的评价不可能超过前者。 到了陈平原和钱理群他们这一代，经王瑶这个关键人物的努力，北大中文系的学术传统开始往回退，陈平原的意识可能更自觉一些。陈平原、钱理群和黄子平最早提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概念，如果从学术史角度观察，它的动因其实可以解读为是明确回到文学史研究传统的冲动，把人为割断了的文学史研究界限再打通。 陈平原往回退，由现代文学向晚清以上回溯，洪子诚则往下走。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仔细分析还是北大文学史传统，特别注意从文学史角度观察当代文学现象，尤其是文学现象发生的动因和它完整的历史。虽然对象成了当代文学，但文学史的意识和方法，还是北大的老传统。洪子诚在上世纪80年代不引人注意，但到了90年代以后，人们发现他的当代文学史研究无论如何不能忽视。中国现代文学，到了陈平原和洪子诚这里，北大中文系文学史研究的传统就凸显出来了。黄修己《中国新文学史编纂史》出版时，这个意识还不明显，以后再写类似的学术著作，就不能孤立地就事论事，而要把学术的师承和大学的风格联系起来考察。陈平原曾说：“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北大国文系，朝气蓬勃，至今仍令人神往。在其众多实绩中，形成‘文学史’的教学及著述传统，并非最为显赫的功业。但文学史的教学与研究，不同于一般的批评实践，作为一种知识体系，需要新学制的支持，也需要一代代学人的不懈努力。此类融古今于一炉的文学史想像，既是基础知识，也可以是文学主张；既是革新的资源，也可以是反叛的旗帜——故也并非无足轻重。”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