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大约在半个世纪以前，麦克卢汉和英尼斯等西方学者提出“媒介即是信息”、“一切媒介都要重新塑造它们所触及的一切生活形态”、“媒介是社会的先锋”① 等等命题，空前突出了媒介的价值和意义；然而，这些命题在21世纪的今天却已经不能让人完全满意。其实，媒介自产生起，从古至今总是和科技紧紧结合在一起；一种新媒介常常就是一种新的科技成果，电子媒介就是最好的例证。实际上，与科技结下不解之缘的媒介，直接就是生产力。麦克卢汉和英尼斯等人认为，“‘媒介即是信息’，因为对人的组合与行动的尺度和形态，媒介正是发挥着塑造和控制的作用”②；“一种媒介的长处，将导致一种新文明的产生”③。在他们看来，媒介作为主体的延伸，并且作为主体与技术的结合，总是迅速转化为一种巨大的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在经济、政治、文化各个方面，全方位地塑造着世界、改变着世界、创造着世界。而这种塑造世界、改变世界、创造世界的角色，不正是媒介作为一种生产力所扮演的角色吗？除了生产力，谁能发挥这样的作用？媒介在人类社会各个领域的发展、运行中，都是作为一种极为重要的不可或缺、不容忽视的生产力而起作用的，媒介成了改造社会、创造历史的支配力量之一。 媒介之作为生产力，从人类诞生的时候起即是如此。譬如旧石器时代原始人创造的石斧之类的石器工具，在当时就是人类得以同外界自然打交道的最重要、最基本的媒介，是他们能够进行生产以维持生存并进而得到发展的最重要、最基本的媒介；而这种媒介的产生和被使用，更为实质的意义在于，它为人类创造了一种新的生存样式，一种新的生活形式，一种新的掌握世界的方式，它标志着人类从“自在”向“自为”、从“必然”向“自由”④ 迈出了关键一步。就是说，今天看来非常粗陋的石斧之类，作为人类最初、最早的媒介，正是人猿揖别的一个标志和里程碑，我们的祖先正是通过它为自己创造出一种历史，为自己开辟出一个新世界，迈进人类社会的大门槛。 一种新的媒介对人类的影响和作用，在一定意义上说就在于它创造了一种新的“尺度”。麦克卢汉已经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他在解释“媒介即是信息”的涵义时说：“所谓媒介即是讯息只不过是说：任何媒介(即人的任何延伸)对个人和社会的任何影响，都是由于新的尺度产生的；我们的任何一种延伸(或曰任何一种新的技术)，都要在我们的事务中引进一种新的尺度”；“任何媒介或技术的‘讯息’，是由它引入的人间事物的尺度变化、速度变化和模式变化”⑤。这些话都是强调媒介是社会发展的标尺和里程碑。媒介之作为生产力，正是通过“引入的人间事物的尺度变化、速度变化和模式变化”，通过“发挥着塑造和控制的作用”，来改变世界、创造世界的。 麦克卢汉提出：“电脑可以接管整个的机械时代。”⑥ 现在越来越多的学者都深刻认识到电子媒介对于社会发展的巨大意义。我的几十年前的一位老朋友、在法国生活和工作多年的哲学家高宣扬教授在谈到哲学未来发展时，介绍了法国著名学者、法国精神与政治科学院主席兼法国国际关系学院院长孟德波利亚(Thierry de Montbrial)在一个学术报告中提出的观点。他认为，当代信息学具有深刻的思想和文化意义，信息的泛滥和传播，就好像以往人类历史上文字的出现那样，深刻地影响了文化、思想及社会组织。严格地说，信息的出现及传播，归根结底，关系到人本身及文化的命运，并由此深刻地改变了哲学本身的性质及表达方式⑦。 媒介作为生产力之改变社会，当然也包括甚至特别表现在改变和影响审美价值和艺术价值的创造和接受活动。艺术只有通过媒介才能存在。审美价值和艺术价值只能在媒介系统中生产，在媒介系统中储存，在媒介系统中流动和被接受。没有媒介也即没有艺术。媒介的改变必然影响到审美和艺术的嬗变。 首先，从主体的角度说，媒介通过改变和塑造主体的观察方式、感知方式、思维方式和情感方式来改造审美和艺术。 麦克卢汉说得好：“媒介决定感知方式”。不同的媒介塑造着不同的主体，因此有什么样的媒介就有什么样的主体；媒介变化了，主体也跟着变化；各个不同的“媒介时代”，其主体明显带有该时代的特点。美国传媒理论家、加州大学欧文分校历史学教授、批判理论研究所所长马克·波斯特(Mark Poster)说：“信息方式的诸阶段可以试作如下标示：面对面的口头媒介交换；印刷的书写媒介的交换；以及电子媒介的交换。”第一阶段(口头媒介)的特点是“符号的互应”；第二阶段(书写媒介)的特点是“意符的再现”；第三阶段(电子媒介)的特点是“信息的模拟”。“在第一阶段，即口头传播阶段，自我(the self)由于被包嵌在面对面关系的总体性之中，因而被构成为语音交流中的一个位置。在第二阶段，即印刷传播阶段，自我被构建成一个行为者(agent)，处于理性/想像的自律性的中心。在第三阶段，即电子传播阶段，持续的不稳定性使自我去中心化、分散化和多元化。”⑧ 由波斯特关于口头媒介时代(他称为“阶段”)、印刷书写媒介时代和电子媒介时代所分别造成的不同主体的特点，我们可以联想到其对审美和艺术的巨大影响。 吟唱性的荷马史诗，只能出现在公元前八、九世纪的古希腊“面对面的口头媒介交换”的时代，只能出现在自我“被包嵌在面对面关系的总体性之中”的时代。那时，由于媒介限于“口传”，主体的活动天地就那么大，主体之间的关系也相对单纯，当时人们之间的知识信息和情感信息的交流和传播，基本是通过声音、手势等等面对面进行；人们的历史经验和对生活对人生的感悟，也只能面对面地吟唱——即口耳相传；这种口头媒介也决定了当时人们的感知方式、观察方式、思维方式和情感方式的直观性、形象性、比喻性、直白性等等特点。由此也就产生了传为盲诗人荷马所创作的吟唱性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以及该史诗的一系列特点。而随着口头媒介被印刷书写媒介取代，史诗的消亡也就是很自然的事情了。马克思在1857—1858年的《〈经济学手稿〉导言》中说：“在艺术本身的领域内，某些有重大意义的艺术形式(指史诗——引者注)只有在艺术发展的不发达阶段上才是可能的。”马克思在这里所谓“艺术发展的不发达阶段”，据他随后的文字所说，即是古代科技不发达、传播媒介粗陋的阶段。马克思说：“成为希腊人的幻想的基础、从而成为希腊(神话)的基础的那种对自然的观点和对社会关系的观点，能够同走锭精纺机、铁路、机车和电报并存吗？”⑨ 单以媒介言，“艺术发展的不发达阶段”就是我们所说的口头传播媒介阶段。口头传播媒介时代过去了，与此相适应的史诗也就衰亡了。我国少数民族史诗《格萨尔》、《江格尔》、《玛纳斯》等等的情况，也类似；它们曾经非常兴盛，然而随着媒介的变更也必然只能成为历史上曾经存在过和兴盛过的一种艺术形式，成为博物馆的藏品，成为文学史和艺术史的对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