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04（2006）06—0725—05 中国古代文论研究的现代转型问题已经探讨了多年，其中一个很关键的问题是古代文论研究在现代大学背景中如何变化发展，形成如今的样态。对这个问题，除了可以在学理上进行探讨外，通过对一些具体例证的细致研究，也可以作出相应的解答。姚永朴和他的《国文学》就是很好的例证之一。 姚永朴（1861—1939），安徽桐城人，字仲实，晚号蜕私老人，他是姚鼐伯父姚范的五世孙，光绪甲午科举人，其学宗方姚，与弟姚永概同为桐城派末期主要作家。姚永朴少年与其弟姚永概同在挂车山中学习古诗、古文辞，又从学于桐城派名家方存之、吴汝纶；后于上海见萧敬孚，劝其用力于经史。受其教诲，姚永朴开始致力于“朴学”；其后又结交郑东甫等，多有裨益，其学始成一家之言，于国学可谓通透。从清末开始，姚永朴先后在广东起凤书院、山东大学、安徽高等学堂、京师法政学堂、北京大学、正志中学、江苏东南大学、秋浦周氏宏毅学舍、安徽大学从事教学活动，其中除短期为“学部咨议”外，一生都在学校中致力于经史教学和研究。其成长环境是古代学术研究的氛围，而其教学生涯却是在现代教育体制中进行，因而，他的发展变化可以说是研究古代文论现代转型的最佳范例。 在姚永朴的一生中，对我们今天古文论研究很有意义的是他在北京教学生活留下的一些著作。宣统元年（1909），清学部大臣奏荐姚永朴为学部咨议官，因为长子焕自日本留学归就京职，姚永朴举家入京赴任，并接受京师法政学堂监督乔树枬的聘请，担任国文教习，授古文法。他于是本着薛福成《论文集要》的宗旨，选取了古代名家论文之作20篇，各为评语，成《国文学》4卷，这可以说是古文论讲疏的现代奠基之作。其后，他又于北京大学讲授“文学研究法”，其后出版《文学研究法》一书，成为中国“文艺学”学科最早的著作代表。两书相得益彰，共同展示了古代文论的现代研究转型轨迹，尤以《国文学》一书，可谓是古文论讲疏的杰作。 一、古文论与现代教育机制 现代大学的出现，改变了传统学术的研究样态。古文论从此进入现代教育体制，形成了自己独立的科学研究样态。传统研究的个人化特征，逐渐被现代教育体制的制度化生产特征代替。其中最具特色的就是大学课程的设置和讲义的编写，在这种背景中，讲授方式、传授对象、教学体制和以往比较都发生着重大的变化，这些都改变了旧有的文学理论知识形态的传播方式。像民初的一些重要著述《春觉斋论文》《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文心雕龙札记》等等就是起自于大学的讲义，制度形成著述，著述继续影响着研究，古代文论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中一步步完成转型的。 1902年，清王朝颁布了由张百熙负责制定的《钦定学堂章程》，将大学分为政治、文学、格致、农业、工业、商务、医术等七大学科，文学有了独立的学科视野。1903年，清政府命张之洞会同张百熙、荣庆共同修订学堂章程，制定出《奏定学堂章程》。在这一章程中，文学科被分为九门，其中“中国文学门”包括了“文学研究法”“历代文章流别”“古人论文要言”“周秦至今文章名家”“四库集部提要”“西国文学史”等16个科目。“古人论文要言”就是我们今天的古代文论选读课的前身。在《奏定学堂章程》中谈到“历代名家论文要言，如（文心雕龙）之类，凡散见子史集部者，由教员收集编为讲义”[1]。这可以说是现代教育机制中最早对古文论研究做出的规定。 资料的收集整理，是现代学科赖以发展的基础。现代形态的中国古代文论研究，首先要面对的是如何从浩如烟海的历史资料中整理出较为明确的发展轨迹。所以，对前人言论的整理选择和讲解成了古文论迈向现代形态研究的第一步，姚永朴的《国文学》就在这方面做出了自己的贡献。1909年，姚永朴入京于京师法政学堂任国文教习，授古文法。此前他已经历了从传统书院教育体制（广东起凤书院）向现代大学教育体制（山东大学、安徽高等学堂）的转变，如今所任教的京师法政学堂亦与现代教育体制的发端京师大学堂有着密切的关系。1902年恢复的京师大学堂设有速成科仕学馆和预备科政科，1903年这两个部门分别改为法律馆和进士馆，1906年又分别改为京师法律学堂和法政学堂。姚永朴就是在这个背景中，把古文论的讲授带入现代教育体制的。 因为是桐城派的后人，而桐城文名在当时依旧享誉天下，所以常被学生询问做古文的方法。为了教学的方便，姚永朴择取了古代论文之作20篇，并且作了详细的评语，最后形成了《国文学》这一著作。1910年，此书由京师法政学堂印行出版，1912年，又由京务印书局出版。这部在现代课堂诞生，由现代的发行媒介推广的书籍，成为古文论研究的在现代教育体制内最早的成果代表。 二、“国文学”的桐城家法 面对西学大潮的涌动，中国传统学术无不反省自身的发展以应对。西学有自己的逻辑和线索，中国传统学术要作出应对，首先也要梳理出自己的脉络。姚永朴的“国文学”探本究源，进行了深入的整理研究。由于具有鲜明的学术背景和个性，他也对古文论的发展做出了自己的判断。 姚永朴梳理传统的视野是非常广阔的，他择取的20篇著作从先秦一直延续到他所生活的时代，细观其中理路，可以说构成了一部简明的文论发展史。作者把文论大体分为三个时代。作者“粤稽经传所载”，认为周公、孔子、孟子、庄子、荀子、太史公、杨子等人的论文之语，虽然简约，但是已经确立了中国文论的主要精神要旨，是中国文论的第一个时代；从东汉以降，直到齐梁时代的文论，是作者认为的第二个时代，这一时代作者认可的代表是班孟坚、曹子建、左太冲、陆士衡、沈休文、刘彦和等人，认为他们的文论是对前代简约文论的丰富阐发。这两个时代的判断相对比较简略，与第三个时代的丰富论断对比非常明显，这种对比引出了作者的学理背景和主张，使这部著作成为具有鲜明特色的理论著作。文中认定的第三个时代是自唐以降，作者择取了韩退之、李习之、皇甫持正、孙可之、欧阳永叔、曾子固、王杰甫、眉山三苏氏、朱子、归熙甫、方灵皋、姚姬传、恽子居、张皋闻、梅伯言、曾文正作为代表，认为“此数十子者，大抵以明达之材，而为困勉之学”[2]。给予这些人相当高的评价，从这些人物的择取，可以看出姚永朴的桐城家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