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06年6月23日 地点：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 人物：格非（作家，清华大学文学院教授） 李建立（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博士生） 李建立：尽管从今天关于小说形式的研究成果看，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对先锋小说的讨论并不充分，但当时所有来自于这个角度的探讨很实在地支持了这样的批评策略——把对形式的强调看成是“去政治化”，从形式的角度完成自己的意识形态建构，并和后来的一些文学批评中常用的一些概念如“纯文学”等一起组成了所谓的“形式的意识形态”。当时批评家种种炫目的说法与此有着莫大的关系，他们一直津津乐道的“形式”、“语言”、“叙述”正是先锋文学打天下时的惯用措辞。现在看，这种阐释方法在为先锋小说打开一个生存空间的同时，也为之设置了一个封闭的美学陷阱。只是先锋小说写作者并没有意识到这种悖论，而是充分领受了批评家“先锋”的赞美，也有很多人的写作因此被“套牢”。不过，这并不仅仅是文学批评家的问题，即使在那些常常被视为冷静客观的文学研究者那里，也一直热衷于对于“外部研究”和“内部研究”的区分及小说结构和叙事模式的概括。 这些都是“旧话”。可是翻翻当下的很多文学史著述，可以很明显地发现文学史家描述先锋小说时的局促、尴尬和无奈。他们可能已经意识到了以上的这些问题，却没有找到一种替代性方案，如何在一种历史序列中处理先锋小说成了一个令他们头疼的问题，这从他们在评述先锋文学文本时“突然”大量引用八十年代的批评文章中可见一斑。不知道您是否关注大学里的文学史写作？我倒是经常在文学史里看到这样的情形，文学史家几乎过分依赖着那些“经典”的先锋文学批评，批评家提出的概念甚至说话的腔调笼罩着文学史叙述的相应章节。这也促使我思考这样一些问题：文学史研究在整体性地批评先锋小说时常常理直气壮，为什么在具体的文本面前却屡屡“失语”？除了那些花样翻新的技巧外，难道先锋小说真的没有提供别的丰富的东西？在先锋小说的那些惹人注目的“发明”与“创新”之外，古典文学和现代文学的传统又为它们提供哪些除了“形式”之外的支撑？难道先锋小说的存在只能为后来的探索者提供警醒？ 格非：我看过国内如洪子诚老师、陈思和编的当代文学史中关于先锋小说的描述，陈晓明老师和你们的程老师也做过一些重要的研究。大家做的比较多，角度也是多种多样。我比较喜欢历史的角度。 二十世纪西方的文学批评离文学越来越远，文学成了社会政治的一个合理延伸。我个人对这样一种情形是比较担心的。我们这个社会尤其需要对文学性的呼唤。无论从哪个方面说，文学还是象征着人的自由。不管是结构主义还是后结构主义的观点，就如福柯所说那样，把文学看成是一种想象性的解放的力量。我们现在的工具性特别强，特别是比较年轻的研究者很容易把文学研究变成一种纯粹的社会学研究。当然，这方面的研究也是需要的。大家知道，文学研究、社会学研究或者跨学科研究很容易解决某些问题。 我在广州开会时碰到复旦的张新颖。他和我说：“不管是博士还是硕士面试，一大帮学生我一下子就能分辨出哪个是华师大毕业的。”我问他为什么，他说华师大出来的人都是做文化研究的，张口闭口不离这个。我不知道这里面有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大家有没有意识到：传统知识的定位在哪儿？很多中文系的人都不读文学作品了。清华也是这样，读了研究生，小说史根本不熟悉，没有传统知识的积累。有了“理论”这把快刀，似乎什么问题都能轻易解决，什么领域都能轻易出入，这其实是一个美丽的错觉。我觉得完全按照西方的这些方法来做是很可怕的。 我觉得研究方法有两种：一是去做严格的社会学研究，做史料的研究。研究先锋小说时很需要将之还原到当时的社会情境、编年史、社会状况中去。比如说把先锋小说和当时的音乐、绘画相比较，如和崔健、王朔这些不同的艺术家、作家相比较，再和1979年以后社会的大变化相联系，其中的细节都是很丰富的。说起来是一个八十年代，可是八十年代每一年都会发生一些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每件事情的发生都很不平凡。每一个理论问题的出现都有很深的社会背景。像诗歌里面的“三个崛起”，谢冕先生的文章发表后马上就有了批判，批判完了之后马上在杭州就有会议来反批判。社会在一种十分困难的意识形态条件下还在顽强地向前推进。这些历史情境要回到当时的语境当中看，都需要社会学式的研究。 我比较喜欢的是第二种——历史学式的回顾。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都需要一个历史的视野。要问先锋小说是怎么来的？怎么会有先锋小说这个概念的？这些作家为什么突然有这样的思考？当然和粉碎“四人帮”之后文学上的拨乱反正有关。当时出现了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等文学思潮，先锋文学与之是怎样的关系？先锋文学为什么对“文革”之后的这些文学积累视而不见而另辟蹊径？要回答这个问题，仅仅把历史推延到七十年代末是完全不够的，要考虑这个左翼文学史的脉络，并评估1942年的延安文艺座谈会对1949年以后中国文学发展产生的影响。不去看这些，怎么会知道要对一个怎样的历史进行反思？推到1942年还不够，当时的所谓左翼和右翼也是被理论界简单地加以规定的。你们有兴趣的话，可以将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和胡适在1917年发表的《文学改良刍议》对比一下，里面的很多说法其实是有联系的。中国的左翼和右翼并不如想象的那么分明。这就需要将历史推到“五四”。意大利有一个学者在研究先锋小说的眼光可能要比我们远一点。他把先锋小说和二三十年代的文学作比较，认为先锋小说是对二三十年代问题的回应。这就需要了解当时的历史状况，就涉及到了“五四”，而“五四”前面是晚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