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109.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667（2006）05—0090—08 在20世纪90年代，曾经长期被打入“冷宫”的文学伦理学批评又悄然占据了美国学界。近些年来，继《阅读伦理学》（The Ethics of Reading,1987）、《批评伦理学》（The Ethics of Criticism,1988）、《伦理·理论与小说》（Ethics,Theory and Novel,1994）、《叙事伦理》（Narrative Ethics,1995）等知名学者的论著相继问世后，在本世纪初，《当代文学》（Contemporary Literature）、《文体》（Style）、《欧洲英语研究》（European Journal of English Study）、《比较文学》（Comparative Literature）、PLMA 等具有影响力的学刊也都纷纷辟专栏或发特辑刊登有关文学伦理学批评的文章，文学伦理学批评呈现出一派复兴的图景。为此，美国文学评论家大卫·派克（David Parker）以《被压抑者的回归》（The Return of the Repressed）为标题， 形象地描述了文学伦理学批评在美国的“复活”。另外，以玛沙·纽斯鲍姆（Martha Nussbaum）为代表的美国哲学界干将也纷纷撰文，为当前欧美文学伦理学批评的复兴推波助澜。然而，在后现代语境下重新复出的文学伦理学批评是否仅是一次简单地向传统的回归，还是随着语境的变迁而偏离或超越了传统的文学伦理学批评？为了厘清这一问题，本文将首先梳理文学伦理学批评所走过的历程，介绍后现代语境下美国文学伦理学批评复出的背景，重点分析后现代语境下美国文学伦理学批评的总体思想、不同派别、策略与意义。 一、回顾：文学伦理学批评的消退 纵观欧美文学研究史和道德哲学史，不难发现，关于文学与伦理关系的探讨是一贯穿始终的议题，文学与伦理道德之间的分分合合，不外乎两种截然不同观点的较量和交替，即：绝对的道德主义和绝对的唯美主义。 在文学批评的早期阶段，文学与伦理道德的关系十分密切。文学的教化功能、净化功能以及文学在社会道德发展中的意义等观点在欧美古典文论中有大量的论述。柏拉图是最早以道德教育的效果作为文学评价标准的人。他强调诗歌应使人坚强，他之所以将诗人逐出自己虚构的理想国，是因为他认为专事摹仿的诗人的创作是不真实的，这是绝对道德主义的早期形态。其后的亚里士多德在《诗学》里更是提出了悲剧的净化作用，认为悲剧能够“激发怜悯和恐惧并使人的情操得到陶冶”[1](p.19)。近代以来，随着康德的审美原则成为艺术评判的基本法则，文学批评和理论出现了绝对的唯美主义倾向。唯美主义断然否认文学与道德的必然联系，强调文学就是文学本身，而不是道德说教的工具。它更关心文学自身的特性、功能和构成。19世纪英国作家王尔德是这一思想的重要倡导者，他主张：“书无所谓道德的不道德的，书只有写得好或不好，仅此而已。艺术若表现任何道德因素，或是隐隐提到善恶标准，常常是想象力不完美的特征，标志着艺术创作中和谐之错乱。”[2](p.97) 20世纪以俄国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和结构主义为代表的形式主义文论，进一步割裂了文学与伦理之间的联系。这些研究都以“审美诉求”为基础，排除文学与外在因素的联系，主要研究文学的文学性、审美思维、文本细读、修辞和叙事方式等等。新批评代表人物艾略特在其著名的论著《传统与个人才能》中指出：“诗歌不是放纵感情，而是避却感情；诗歌不应表达个性，而是避却个性。”[3](pp.46—47) 这一主张被标榜为“非人格化”（impersonalization），亦即诗人应在其诗作中避免人格化的表现和情感流露，寻找某种“客观的关联物”。这种主张虽然在纠正绝对的道德主义方面有其合理之处，但其关于文学应回避和取消伦理道德判断的观点却同样失之偏颇。其实，无论多么极端的唯美主义和形式主义，都无法逃避道德问题。 然而，这种文学叛离伦理的取向在后现代潮流中却呈现出更为激进的态势。随着哲学的“语声学转向”，一切言说都成了没有所指的“能指链”，文本的意义被推向无限的远方。同时，后现代伦理思潮中的道德相对主义、价值多元倾向更加剧了文学伦理意义的消解。在内外夹击下，文学伦理学批评有如昔日黄花，走向了萧条。 二、背景：后现代语境下的文化伦理转向 后现代世界似乎是个虚无迷惘的世界。尽管以颠覆、解构、离心、移位、差异等为特征的后现代在清除沉重的政治、历史、文化束缚方面具有积极意义，但它同时导致的伦理丧失、信仰失落，真理和价值的缥渺不定却引起众多学者对后现代社会的忧虑。因此，后现代世界的当务之急就是伦理转向。 事实上，“后现代人不会在这灰烬中行走而无所顾盼，或者认为废墟或者灰烬或者荒漠就是精神的圣境。后现代语境中默默酝酿着一种思想态势，其中文化被优先关注，伦理构想成为重大使命，意义再次成为追寻的目标”[4](pp.3—5)。此语清晰地勾勒出当代欧美文化研究的景观，同时也是对当前欧美文学批评趋势的准确描述。 后现代思想在自我反思中，开始了一场文化转向和伦理转向。“那些后现代哲学的巨头和后现代革命的领袖，在80年代以后自觉地推进文化伦理的回归”[4](p.5)。法国哲学巨匠列维纳斯（Emanuel Levinas）在其《伦理与无限》一书中指出：“伦理不是哲学的分支，而是第一哲学。”[5](p.304) 他认为伦理先于真理，责任先于自由。解构主义大师德里达（Jcques Derrida）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也转向伦理和政治，其《另一种航程》（The Other Heading,1991）、 《马克思的幽灵》（The Spectres of Marx,1993）和《友谊的政治学》（The Politics of Friendship,1997）探讨的都是文化伦理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