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83—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733X（2006）06 —0014—07 一、破碎的形式：“反形式”论的思想图景 伊布·哈桑在他那本小有名气的《后现代转折》一书中，曾就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区别列出一张图表，其中有一栏赫然写着：现代主义／形式（联结的、封闭的），后现代主义／反形式（分裂的、开放的）[1]118—119。 这种截然分举归类的简单化做法，倒与后现代竭力消解传统形而上学的二元对立情结形成有趣的反讽，不过它对我们此处论述的对象和主旨确有画龙点睛之用。我们知道，以索绪尔的结构语言学为理论基础的俄国形式主义—布拉格学派—法国结构主义，是现代西方美学形式理论的主流谱系。可以说，它就是哈桑所说的现代主义形式论的最后最大的堡垒。那么，本文为什么不直接采用哈桑的说法，也不以对结构主义反戈一击的后结构主义为标题，反而似乎奇怪地冠以后结构思潮并且在后字上加引号呢？因为在我看来，以此来涵括几股反现代形式论的思想中坚力量似乎更合理更全面。在某种意义上，德里达的解构主义为反形式论奠定了基本思想立场和方法；后结构主义的主将清一色法国军团，福柯、巴特、德里达是个中翘楚，他们通晓索绪尔而又反索绪尔；后现代主义风靡欧美，批判锋芒指涉更宽。这三股在现代西方思想天空下翻云覆雨的颇具破坏性的力量在时间上重叠，成员混杂，旨趣不尽相同，运思各异而时有交锋。但有一道时代思想主旋律把这三个看似松散无序的杂音整合进时代精神的交响乐章中，即尼采以来的众多思想家对以启蒙理性为核心的现代性思想方案的怀疑、批判，对西方理性主义文化（概念思维、中心情结、深度模式、人本主义等）的反省、重估[2]484—485。 “反形式”论之实质必须放置到这一思想图景中才能得到清晰的凸现和估量。 18世纪被人们称为“理性世纪”、“哲学世纪”。它是自文艺复兴开始，延续到16和17世纪的反抗中世纪社会及其制度和思想、伸张人类理性的整个文化运动的顶峰，这种反抗最终导致了伟大的社会和政治革命。实际上，启蒙运动的哲学是近代思想和精神的传播和通俗化。人们把这种高级精神生活的特征概括为“坚定地相信人类理性的能力，对自然事物有浓厚的兴趣，强烈地渴求文明和进步”[3]281。独立地寻求真理，以人类理性为科学和哲学的最高权威，要求思想、感情和行动的自由等等，在18世纪是普遍尊崇和流行的思想信条[4]。 近代哲学美学的思想主题就从启蒙精神中孕育出。从笛卡尔、康德直到胡塞尔，一个最具奠基性的问题就是“主体性”，不论他们对主体性的内涵的界定如何地众说纷纭。以此为基石，有关现代社会的基本问题都在三种价值领域即科学、实践和审美领域内得以重整、同化和扩张，它们分别体现为科学的客观性原则，道德的普遍性原则，艺术的自主性原则。在《论现代性》里，哈贝马斯写道：“十八世纪为启蒙哲学家们所系统阐述过的现代性设计含有他们按内在的逻辑发展客观科学、普遍分道德与法律以及自律的艺术的努力。……启蒙哲学家力图利用这种特殊化的文化积累来丰富日常生活——也就是说，来合理地组织安排日常的社会生活。”[1]17 但是，福柯根本怀疑现代性赖以为基础的主体性、理性、人本主义，拒绝承认理性、进步、解放之间具有同等关系的启蒙神话。在他看来，启蒙思想本身就是历史性的，需重新考定。利奥塔蔑视主体性哲学，质疑有关人类幸福和解放的“元叙事”，要与之切断任何联系。德里达着眼于对传统形而上学施行语言批判，用一系列解构策略颠覆、否定理性至上的逻各斯（语音）中心主义，动摇、破坏全部传统哲学赖以安身立命的“逻各斯”范畴的语言学基础。这股批判启蒙理性，摧毁西方传统哲学根基的思想文化运动透露出后工业时代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高度发达的现代文明的反省和对现存秩序失望的普遍心态。在非理性主义、怀疑主义、相对主义、虚无主义的思想倾向中，有一个众力作用的交界点，即西方思想总想为世界寻找某个终极根源的“始源情结”。反形式论的思想核心就是“非中心”、“非确定性”。在此前提下，传统的一切有关美学、文论的基本信念都起了翻天覆地的改变。 德里达、巴特都强调我们必须摈弃建立在中心、等级、线性发展等观念上的思维模式，用多元性、联结、网络、互动等观念取而代之。这样一来，传统形而上学以主观与客观、内容与形式、肉体与心灵等等二元论为基础建构的统治—服从关系不复存在了。利奥塔《里比多经济学》主张取消内容（欲望）和形式（欲望对象）、深层和表层的区分，《话语，喻象》反对结构语言学能指和所指不可分，内容和形式一一对应的看法。由尼采的惊世骇俗的世纪之喊“上帝已死”，福柯和巴特相续宣告了“人之死”和“作者之死”；利奥塔反对审美活动中“主体”这个环节，提倡“非人”（inhuman）。里尔克以“当我死后，上帝，你可怎么办？”的诗句颠倒了传统的人神关系，上帝完全依赖人的情意、爱和信仰。这种自我、形象主体的彻底消失，如同杰姆逊分析的，蒙克的名画《呐喊》充分表现了现代主义的经典主题异化、孤独、颓废和“焦虑的时代”意识，后现代主义画家沃恩则描绘吸毒、自杀、精神分裂[5]。福柯《知识考古学》中的“书”的概念只不过是某种相互参照、 指涉的文本网络中的一个环节。巴特在《S／Z》中设想的“理想文本”由“能指的群星”构成，各个因素之间的关系是互动、平行、开放的。鉴于此，自足完整的文本，作者在话语传达中的权威地位，文本中蕴藏着终极意义，传统阅读的各种深度模式，这些传统文学批评理论的天经地义的信条动摇了，解体了，代之而起的是阅读即创造，文本中心文本间性取代各种无深度的实践、话语和文本的游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