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编号:0257—5876(2006)10—0023—07 中国文艺学的现代知识建构自梁启超、王国维始,迄今已逾百年。从表面上看,文艺学的知识大厦已十分雄伟,但这一工程的内部结构却令人担忧。一方面我们似乎有一套完整的文艺学知识体系,另一方面我们又深感此一体系内部的混乱。 通常,人们认为中国的“文艺学”体系源自苏联,也有人认为它出自英美。这些说法都有一定的根据,但却掩盖了更为基本的事实,那就是中国当代“文艺学”没有单一的理论来源,它实际上只是将全部已接受的西方理论与中国古代文论拼凑起来的“体系”。这种“拼凑”起来的体系对文学知识的理论积累与学术秩序的建立意味着什么呢?这是一个未曾得到注意的问题,但却是一个事关文艺学内部之学理逻辑的问题。事实上,只要我们细心考察一下文艺学的知识构成,就会发现不仅作为文艺学思想资源的西方文论与中国古代文论道行殊途,彼此不可兼容,两者的内部也非道一贯之,因此,追求“体大虑周,笼罩群言”式的文艺学“体系”往往经不起严格的知识逻辑检审与历史考辨。换句话说,从文艺学的来源看,它是中西结合、汇纳百川的;而从文艺学的结构方式看,它却是地地道道中国的,即它或者力图用一种“主义”将所有的“主义”统一起来,或者干脆将所有的“主义”一锅煮。这种“一体化”冲动能有效地制造融贯中西、会通古今的体系化形象,但它不能有效地整合各路知识来源而建立逻辑自洽的知识秩序。 仅就西方文学之思的知识传统而言,有三大思路显然是各行其道而不可一体化的,这便是神学路径、人学路径和语言学路径,而中国文艺学知识建构的内在冲动恰恰是对这三大路径的“一体化”。下面我将初步考辨这三大路径之间不可通约的根本差异与争吵,据此来谈谈“一体化”的中国文艺学知识体系内部的秩序问题。 一、神学路径 西方文学之思神学路径的基础是有关“神”的信仰,基于这一信仰的“人/神关系”曾经是生活世界赖以建立的基础,也是人类生存活动的根据,文学活动以及对文学的反思活动当然不能例外。韦伯将现代性进程说成一个去魅的过程。所谓“去魅”,在其根本的意义上,指的是切断人与神的关联或者否定神的存在,因此,现代世界的诞生与神的死亡是同步的。在此意义上,神的在场与缺席就是古代世界与现代世界的基本标志。 我以“神学”来命名古代世界的整体精神气息与知识形态,这样做是为了强调在古代世界中有关“神”的信仰”和“人/神关系”对一切人类活动的奠基性与知识建构的规导性。换句话说,我不是将“神学”这个汉语语词当作对西语语词“theology”的概念翻译来使用,即不是在狭义的基督教神学语境中使用该词,而是在更为一般的语境中使用该词。在此,“神学”指的是以“神”为根基和出发点的“学”。此外,我将“神”理解成有关“神圣精神存在”的符号或能指。值得注意的是,有关“神圣精神存在”的符号或能指是一个以“神”为核心的家族,比如“理式”、“太一”、“自然”、“理性”、“精神”、“自在之物”、“绝对精神”甚至传统的“真”、“善”、“美”等等都是“神圣家族”的成员。 西方文学之思的神学路径指的是被古代世界的基本信仰及其人/神关系所规导的知识理路,它的历史性路向主要有二:基督教神学美学路向与哲学美学路向。通常,我们认为哲学与神学是两回事,但也有思想家认为两者的差异是表面的,两者的一致则是本质的,比如海德格尔的看法。海氏曾在存在论和神学之间加了一个连字号,称之为“存在论—神学”(Onto-theo-logie)。以海氏之见,存在论与神学之所以没有本质的不同,乃是因为它们都在一切存在者之外设立了一个超级的神圣存在者(尽管名目不同),都根据这一存在者来思考一切存在者的存在。在海氏那里,存在论即哲学。由海德格尔的提示,我们的确可以在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康德、黑格尔这些典型的哲学诗学及其派生物——美学诗学中看到神学的影子。 有神论与人/神二元世界的信念是西方文学之思神学路径的起点,由此出发而到达的终点是“文学的超越性”,即文学被设定为人超越自身的限度而向神性存在迈进的方式。在基督教神学美学中,美被认为是上帝给予万物的形式与光,审美是人在上帝的启示下超越日常感性、知性和理性而感领神圣之美的活动。换句话说,审美是超越“地上之城”而进入“天上之城”的方式(信仰的天路历程)。在柏拉图的哲学美学中,真正的审美与日常审美不同,前者要超越后者而进入“美本身的王国”,后者则停留在“美的个别现象领域”,真正的诗属于前者(所谓柏拉图“非诗”指的是对后者的谴责)。在康德的哲学美学中,审美是与知性和理性有关但又不能还原为知性和理性的感性想象活动,这种活动超越了感性、知性和理性的限度而使人能面对神秘的合目的性存在(事物的合目的的形式、自在之物)。美的王国是神圣的合目的的形式王国,这个王国不同于由欲望、功利、概念、实践目的所构成的日常世俗世界,人只有在超越世俗王国的存在状态时才能与之相遇。 事实上,天上之城与地上之城的二元分离、紧张、冲突与不可兼容是西方哲学美学和基督教神学美学的基本前提,而所谓“审美乌托邦”就是天上之城的一部分,它与地上之城的关系是超越的(超越人之本能的、知识的、功利的与道德实践的限度)、批判的(它的存在使后者的正当性永远可疑)。在这种美学视野中,文学作为审美的活动其最为根本的规定性即神圣的超越性与批判性。所谓“美的文学”这种现代文学概念的铸造也基本上是由古老的神学思路来引导的。 据韦勒克的考察,“文学”(literature)一词的概念含义主要有二:1.文学一词最初的含义来自拉丁语“littera”(文字),拉丁语“litteratura”是对希腊语“grammatiké”的翻译,指读写知识或一切印刷文本;2.文艺复兴以后, 文学一词也被用来特指那些具有重要意义的文本,即具有某种智性的、道德的、审美的、政治的、民族的价值与品质的文本,尤其是指那些“具有审美价值的”的文本,为此,人们特地在具有这种价值的文学前面加了一个限定词“美的”(fine),即所谓“美的文学”(fine literature)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