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0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39-8041(2006)07-0087-08 法国当代思想家布尔迪厄的“文化资本理论”，将整个社会资本分成三个资本域，即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象征资本①。就“经济资本”而言，每个国家都可以用国内生产总值(GDP)来量化。今天的中国经济资本日益雄强。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时，中国GDP总量大抵仅为日本的三十六分之一，然而到2005年，中国外汇储备第一次超过了日本，成为世界第一。按照这一发展速度，十年后中国GDP总量将名列世界前茅。换言之，中国只用了三十年时间已与日本等量齐观。在科技一体化和文化多元化中，中国的和平崛起将对人类的发展有重要的平衡意义。 然而，当代中国的“文化资本”却不容乐观。20世纪对西方的过分推崇，使中国的文化身份出现了辨认上的危机，文化资本、象征资本严重滞后于经济资本的提升。“象征资本”建立在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之上，它是一个国家是否是强国形象的辨认标记。经济崛起而文化资本、象征资本下滑，必然会因经济和文化发展不平衡而导致结构性内耗——经济雄强，所以国际上“中国威胁论”、“中国分裂论”、“中国崩溃论”频频出现；而由于缺乏文化对中国崛起合法性的重新界定和观念软着陆，缺乏用文化对这个大国崛起以后动向的清晰说明，而出现种种文化误读。为避免上述诸种情况之发生，应该下大力气抓文化资本、象征资本的积累和创新，以经济崛起和文化创新的双翼共同提升中国新世纪强国形象。在新世纪强调东方文化身份，表明了中国和平崛起与重铸辉煌具有立场的正当性——让世界逐渐消除对抗中国崛起的敌对情绪，使中国在和平崛起中汇入世界未来的新文化走向之中。 一、大陆文明、海洋文明、太空文明时代的身份改写 “文化身份”意味着某种文化只有通过自己文化身份的重新书写，才能确认自己真正的文化品格和文化精神。这种与他种文化相区别的身份认同，成为一个民族的集体无意识和精神向心力，也是拒斥文化霸权主义的前提条件。 文化身份是在与“他者”文化镜像的对比映照中形成文化差异性的某种认同。② 一般而言，文化身份潜在地存在于国内外各种权力抗衡中，其性别、种族、阶级、年龄、语言、圈层、社群等因素使得身份构成形成斑驳陆离的色彩，意味着个体存在价值与其文化身份不可须臾剥离，相反总是受到整体社会和族群的深刻影响。在后殖民主义风靡之时，文化身份又与话语相关联。在赛义德的话语谱系中，身份成为一个重要范畴，如全球化中的“身份存在”、权力话语中的“身份认同”、后殖民的“身份体系”等。如今，人们热衷于谈论“身份危机”、“身份冲突”、“身份认同”、“身份建构”、“身份重建”等话题，③ 表明身份立场在当今世界实际上已成为一个绕不开的重大话题；同时也说明，全球化正在使人们逐渐失去身份认同的基本特征，人们急于形成自己的文化价值共同体，以避免遭遇身份危机的虚无主义话语。④ 可以说，身份危机表征出一个时代的文化精神的总体危机。 从另一个角度看，获取自己的文化身份，已然成为第三世界争取自身合法性并在世界上占有一席之地的角色认同的积极取向。文化身份不仅仅是个体的血缘家族辨识，而是群体、民族或国家人民和“他人”、“他群”、“他民族”、“他国人民”相区别，成为一个具有价值向心力文化共同体。而在对自我身份阐释和对当今世界文化阐释的“双重焦虑”中，国人难以正确书写自我身份。 大体上说，现代中国“确认身份”时期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一是打破旧文化、旧观念和旧体系的时期，也可称之为“破旧形象”的时期。“五四”以降，中国学人一直在进行这种初级阶段的身份清理工作。这一工作的艰巨性在于，如何正确地认识真正的自我历史、自我与他者的关系，以及自我的未来。丧失这种真正认识自我的前提，旧文化的魂随时都将重新附在新文化的肌体上。 二是重新定位和身份改写时期。即去除旧秩序、旧形象的前现代性，而使自己在身份改写过程中确定真正的现代中国形象——中国文化身份重新书写的新形象和新品格。如果今天仍以那种文化歧视眼光看待当代中国，将是一种中国文化的身份误置或身份强加。现代中国形象已获得了自己的超越性价值立场、多元开放的文化眼光和宽容的文化精神。这为当代中国文化身份的重新确立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三是新文化身份确认时期。自我身份确认的重要目的是揭露西方文化霸权的实质，把握自己在后殖民时期与西方对话的权力，建立从冲突到对话、从差异到和谐、从敌对到伙伴的新型世界秩序，使自己从边缘化逐渐走向非边缘化，并重建自己已丧失的地位。⑤ 毋庸置疑，近代以来，源远流长的中国文化遭遇到诸多危机。这些危机可以表述为在全球化语境中，中国文化已经不再是世界文化的中心——这种从中心到边缘的历史，使中国文化精神遭遇到内在的撕裂：一方面，文化精神的承续，使中国文化仍然是世界上几大古代文明衰亡后的幸存者之一；另一方面，在西方文化中心主义的话语权力中，中国文化被不断地边缘化。这种文化处境的尴尬，使中国文化在一个多世纪以来不断寻求自身的创造性转化之路，并使文化论战成为整个民族命运的大会诊。⑥ 只有禀有了这种文化策略和文化的自我观照力，才可能在“全球化”与“本土化”张力结构中正确自我定位，使自己既不成为西方文化霸权的附属品，也不成为“中国威胁论”的认同者，而是在新的多元文化圈中具有自己正当的文化身份。雅克·布罗斯说：“未来有赖于重要人物的正确决定。也就是说，有赖于中国要如何看待自己的未来，以及欧洲、美国、日本和亚洲如何看待中国。”如果这不是一种单纯的文化想象的话，那么，中国文化输出将使世界重新正确认识中国，而非误读中国。中国的未来不仅仅是经济学意义上的富强，而且是生态文化学意义上的文化输出和文化对话，从而有可能为世界提供更为重要的文化参照系。这种和平而非“冷战”的生存，其质量有赖于彼此的理解和对差异的尊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