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 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394X(2006)02—0052—07 随着20世纪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发展的历史整体性日益引起国内学界的关注，作为中国近代文论的重要代表和现代文论的重要奠基之一，梁启超文论的学理意义亦日渐凸显。 梁启超在上个世纪之交的中国艺术变革与文化演化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今天，面对文化会通与理论流变的现实语境，总结梁氏文论的内涵与特点，追寻梁氏文论的精神与方法，不仅是还梁氏文论以客观原貌，我以为，这也将是对以梁氏文论等为代表的中国近现代文论传统的总结与发掘。这种总结与发掘，对于当前民族文论话语的重构与民族文化建设，应该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一 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20年代约三十余年间，梁启超写作或发表了一批与文艺有关的文字与言论。首先，较为大家熟悉的有成于19世纪末至20世纪前十来年的《译印政治小说序》（1898年）、《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1902年）等。这批文字是我们过去研究最多并据以给梁氏文论定性的主要材料。其次，20世纪20年代，梁启超集中发表了一批关于艺术与文学的专论，如《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现的情感》（1922年）、《屈原研究》（1922年）等。这批文字最具理论内涵与价值，体现了梁氏对文艺问题的深入认识与文艺现象的独到感悟。特别重要的是这批文字具体集中体现了梁氏力求融会中西，以解决中国文学、艺术、审美诸问题的实践与探索。这批文字是梁氏留给我们的关于文艺与审美问题的最宝贵的财富。此外，梁启超与文艺联系密切的文字还有零散的《书籍跋》（1893—1928年）、《画跋》（1924—1928年）等以及绝稿《辛稼轩先生年谱》（1928年），这些文字不仅见出梁氏广泛的艺术兴味与良好的艺术修养，也常可领略他的洒脱性情与独到见地。 总的来看，梁氏文论主要涉及了以下重要命题。 首先就是对于文学观念更新与文体审美理想变革的呼唤。戊戌变法失败后，改良派把主要精力由政治改革转向思想启蒙，从而启动了以文学改革为载体的近代文学革命。具体来看，文学革命主要体现为诗界、小说界、文界这“三界革命”。“三界革命”在配合资产阶级思想启蒙上确实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同时，就文学自身发展来看，“三界革命”在文学观念更新与文体审美理想变革上，也具有不容忽视的重要意义。这一点过去发掘得还是有限的。梁启超是“三界革命”的领军人物，他对于诗、文、小说等三大文体，均提出了新的美学构想。关于新诗，他提出：诗歌改革的根本在于精神的变革；精神变革在作品中的体现主要是“新意境”的创造；新意境在形式风格上应符合国人的审美传统，在语言上应倡导以俗语为标志的“新语句”。关于新体散文，梁启超提出：散文创作的目的不为传世，而为觉世；散文变革要从内容到形式实行全面的变革；散文语言应力求通俗化，可兼容中西。关于新小说，梁启超则提出：小说可借“写实”与“理想”两种基本手法构造“现境界”与“他境界”两类艺术境界；可借“熏”、“浸”、“刺”、“提”四大艺术感染力，达成强大的“移人”之功；悲剧与崇高应成为新小说的重要美学取向。可以说，在“革命”的旗帜下，梁启超推出了新的文体审美观：即弘扬觉世之文，欣赏悲剧与崇高的美感；主张形式与语言的革命，提倡自由多样的表现方式与艺术风格；颠覆传统文坛的文体价值定位，将小说推上文坛正殿，使诗、文、小说并列为中国现代文学的三大基本文体。“三界革命”虽不是一次完全彻底的文学革命运动，但它却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将文学观念的变革置身于中西文化撞击的大背景中，以异域文学为参照系，自觉追寻中国文学观念变革与新生的思想运动。梁启超关于“三界革命”的思想倡导与理论实绩，在客观上破开了钳制中国文坛千年之久的传统观念与价值体系，推进了以西方哲学、文化、美学、文学思想为重要质素的新的文学观念的破土与文体理想的萌辟，从而在客观上构筑了20世纪中国文学观念与艺术审美理念由传统向现代演进的必要阶梯。[1] 其次就是关于文艺实践中情感与个性的问题。梁启超强调情感是文学的生命，明确提出了“艺术是情感的表现”的重要命题。[2]37 他认为情感之真是艺术之美的基础，而想象力的活跃又是艺术情感的基质。同时，他指出情感需借精到的技巧才能表现到位。他对中国韵文及其表情方法作了较为系统的总结，归纳出中国韵文“奔迸的”、“回荡的”、“含蓄蕴藉的”、“写实派的”、“浪漫派的”等五种表情方法，还就杜甫等重要古典作家的表情方法作了具体的研讨。此外，梁启超不将情感神秘化、抽象化，而是坚持艺术情感与生活的现实联系，他辩证地指出，情感与生活既互相联系，又有各自运行的规律。艺术作为情感的表现，不与生活本身的客观价值成正比。梁启超也明确提出“作者个性”是文艺批评的重要着眼点之一，指出光有体现共性的时代背景或时代思潮不能构成文学的特质。有个性的文学家，其作品必须具备内质之“真”与表现之“不共”的完美统一。同时，梁启超还把艺术的情感表述为“个性的情感”，强调艺术实践中情感体验与生命的“迸合”，要求在艺术审美中陶养情感，从而达成人生的真趣味。从这个标准出发，梁启超对屈原、陶渊明等古典作家作出了深入的解读。梁启超对于艺术情感与个性的弘扬实质上也是对以善为根基的中国传统文学审美理念的冲击，呼应了近现代世界文学发展中关于“人的解放”的呼唤。[3] 其三是关于艺术崇高精神与风格的弘扬。从第一篇引起广泛关注的文学论文《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始，梁启超就把艺术精神与风格的变革提到了重要的位置上。他对中国传统文学的精神弊病多有抨击，其最厌恶的就是游戏恣肆、赏心乐事、厌世萎靡之态。他批评中国传统文学“缺少高尚的情感与理想”。[4]71 如传统文学中的女性形象，乃以恹弱病态为美，充斥的是猥亵绮靡之情。梁启超谈到，奔迸的表情法“西洋文学里头恐怕很多，我们中国却太少了。我希望今后的文学家，努力从这方面开拓境界。”[5]72 正是在中西比较和古今变革的宏阔文化视野下，梁启超提出了艺术精神与风格变革的重要问题。在多篇论文与演讲中，梁启超均提出了对“可惊可愕可悲可感之作”的弘扬，对“精深盘郁，雄伟博丽”之气的激赏，对艺术中的“痛”与“泪”的肯定。他甚至把黄公度创作的军歌誉为“中国文学复兴之先河”。在艺术精神与风格审美中，梁启超所提倡与弘扬的是与传统的和谐型审美理想相对举的崇高型美学理想。梁启超虽然并未直接以“崇高”来命名他所标举的艺术精神与艺术风格，但他却以所评析的多种艺术境界和概括的审美意象，弘扬了艺术的崇高新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