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两年来，文艺理论界就文艺学的现状、危机和出路等问题展开了严肃、有益的学科反思，提出了许多很好的意见，但有些看法也值得商榷。这里仅就涉及新时期以来我国文艺学现状基本估价的三种看法谈一点个人的意见。 一、新时期以来我国文艺学走的是“全盘西化”之路吗？ 在对文艺学的学科反思中，有一种意见认为，“文革”以后我国文艺理论走的是一条“全盘西化”的道路，造成了中国当代文论的“失语症”。有学者认为：在全球化语境中，“20世纪晚期中国文论”表现为“现代性的西学东渐”，人们带着“现代性的焦虑”和“‘与国际惯例接轨’的动机虔诚地拜倒在各种新奇的西方现代文论面前，毫无保留地汲取西方现代文论的观念和方法”；“从70年代末开始，中国文论界更是出现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现代性西学东渐运动，人们争先恐后地涌向西方现代文论，几乎到了不汲取一些西方现代文论的概念、术语和分析方法便无法在文论论坛上取得话语权的地步”；而“当我们毫无保留地学习、引进并运用西方现代文论话语体系的时候”，也就造成了“中国当代文论的‘全盘西化’”，从而导致“文论中的自我失落”即“文论失语症”。① 这里，作者用了一系列最高级形容词如“虔诚地”、“不遗余力地”、“毫无保留地”、“争先恐后地”等词语来强调和突出我国文论界在追求“中国当代文论的‘全盘西化’”方面的狂热无度、不遗余力和迫不及待，从而把新时期以来我国文艺学的发展状况概括为带着“现代性的焦虑”的“全盘西化”过程。而且，值得注意的是，该作者认为这种“全盘西化”不仅出现在新时期以来，而且贯穿于20世纪中国追求现代化的整个过程中，从他对王国维、鲁迅以下直至现在中国文论不倦追求西化的描述中，我们不难判断，在作者看来，百年中国文论的发展历程总体上是“全盘西化”的过程。 我认为，上述观点完全不符合历史事实，因而是难以成立的。 事实是，20世纪中国文艺理论走过的百年历程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不断汲取、融合中国古代文论理论资源并进行现代转换的历程，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不断借鉴和吸收现代西方文艺理论并与中国文论传统相融合的历程，也是伴随着民族命运的沉浮而艰难探索、曲折前进的历程。经过百年的发展、革新、积累、创造，中国文艺学获得了长足的发展，逐渐形成了一个不同于19世纪末之前可概括为“古典文论”传统的一个现代新传统。这个现代新传统，尤其在20世纪最后20多年即新时期以来获得了多元的、全方位的大发展，它的异于古典传统之“新”，也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尽管在这一过程中走过一些弯路，尽管这一新传统本身也还需要进一步的丰富和完善，但不可否认的是，新时期以来文艺学所取得的诸多成果本身就构成了当代文艺学新传统的主要构架。一句话，20世纪中国文论，概括起来说，就是构建上述现代文论新传统的过程。对此，我想有三点必须分辨清楚。 首先，我们应当如实地把20世纪构建上述现代文论新传统的过程看成整个中国革命和现代化进程这一大系统工程中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我们不能离开整个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来孤立地看待中国现代文论的现代性诉求及其历史建构，不应该将之从这个大系统中割裂出来。就是说，中国现代文论构建过程的社会背景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日益结合、中国的现代化事业从理想追求一步步走向现实实施的过程。而上述“全盘西化”论者不仅把现代文论、而且把整个中国的革命和现代化进程也看成是“全盘西化”的过程，他说，中国知识分子“以西方现代化为目标的现代性诉求使得中国知识分子前赴后继地学习西方的文明成果”，“不遗余力地学习乃至照搬西方现代化”，“从梁启超到陈独秀，从鲁迅到毛泽东，一代又一代的中国知识分子从西方近代理性中选择出他们自认为最具现代性的理论或主义作为武器来对中国的大众进行启蒙，希图中国以最快的速度接近西方的现代化”。② 这就把整个中国的革命和现代化进程都归结为“全盘西化”了。 谁也不否认中国革命和现代化进程当然包括着不断学习、借鉴西方现代化经验和理论的内容，但是，如果把整个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说成就是“西化”过程，显然是错误的。关于这一点，我想引用1949年6月在全国解放战争已经取得决定性胜利、新中国建立前夕毛泽东同志对中国革命历程所作的总结。他说，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一直到20世纪初期，“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努力学习”“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文化，即所谓新学”，他们“在很长的时期内产生了一种信心，认为这些很可以救中国”，但是，“帝国主义的侵略打破了中国人学西方的迷梦”，学西方在实践中老是“行不通”，辛亥革命也失败了。直到苏联十月革命的成功，“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时，也只是在这时，中国人从思想到生活，才出现了一个崭新的时期。中国人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中国的面目就起了变化了”。③ 就是说，不是“全盘西化”，而是学习、应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和追求现代化）的实践结合起来，才使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毛泽东还把被帝国主义“傲视为‘高度文化’的那种西方资产阶级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加以对比，指出这种西方文化“一遇见中国人民学会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新文化，即科学的宇宙观和社会革命论，就要打败仗”。④ 毛泽东的这些总结，不仅是理论的，而且就是不可否定的铁一般的历史事实。中国革命和建设（亦即现代化的）的这个历史事实也就是中国现代文论的形成、建构、发展的大背景，后者是前者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如果说，把整个中国革命和现代化进程归因于“全盘西化”是完全错误的，同理，把百年、特别是新时期以来中国文论的发展过程单纯概括为“全盘西化”的过程，也是十分荒谬的。这种论调无视整个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总体上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日益结合的过程和产物这个基本事实，而把现代化简单地等同于“西化”，即所谓“照搬西方现代化”，进而把属于这一大系统的中国文论的现代化也说成是“全盘西化”的过程，这显然既把20世纪构建中国现代文论新传统的过程从整个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割裂了出来，又遮蔽了中国现代文论新传统建构的历史真相和全部复杂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