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的人民性问题在世纪之初渐渐地为理论界和创作界所重视。 要讨论人民性，当然要首先讨论“人民”的涵义。 人民和人民性是与民粹主义思想密切相关的一种思想体系。从文化史进行考察，“可以肯定的是，民粹主义的始作俑者是卢梭，不是俄国那批‘要做鞋匠’的青年军官和平民知识分子。法国人说，谁也没有像卢梭那样，给穷人辩护得那样出色。”平民知识分子别林斯基、杜勃罗留波夫、赫尔岑等人“在睡觉以前不是祈祷，而是阅读马拉和罗伯斯庇尔的演说”。俄国革命党人“用俄语复述当年卢梭以法语呼喊过的一切，让·雅克的平民社会观才获得了一个举世承认的学名——hapoghuiocmto（民粹主义）。”① 虽然如此，真正的民粹主义不是出现在法国，真正的代表也不是卢梭，卢梭思想代表的是启蒙主义，其“回到自然”说并不是民粹主义所理想的农民“村社”，而是抵制异化的策略。法国不是民粹主义的“故乡”，倒是俄国一大批平民知识分子将民粹主义发扬光大，形成一种有着广泛影响的社会政治运动。民粹主义的人民性思想的产生源自对俄国乡村人民苦难的深切关怀和同情，是俄国资产阶级理论家别林斯基提出的。它所要表达的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晚期沙俄统治下人民苦难生活的深切同情。 显然，在俄罗斯民粹主义知识分子那里，人民就是那些“鞋匠”，那些生活在社会下层的贫民，尤其是那些处于苦难中的俄罗斯农民。结合中国文化史，“人民”汉语的本义，所指称的就是黎民百姓。而知识分子则是“士”，并且“学而优”则成为“仕”。知识分子和人民分属不同的社会阶层，知识分子当然不是“人民”。在五四前后，虽然在“劳工”、“庶民”、“平民”、“民众”、“人民”等词语的理解上，知识分子还存有许多疑问，但基本含义是“下层民众”，即穷人、劳工阶级、农民。 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知识分子与人民是一对似乎很好理解却又被搞得纠缠不清的概念。在中国近现代文化，尤其是左翼文化中，“人民”的界定是与左翼的民族国家想象和政党策略密切相关的。在中国左翼文化最大的代表毛泽东的词典中，人民这个概念是变动不居的。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国内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被纳入“人民”的范畴；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资产阶级被驱逐了出去，变成了人民的对立面——“敌人”，而作为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仍然保留在人民的队伍之中；抗日战争时期，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前提下，他们又都回到了人民的行列中来；及至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和1949年之后，知识分子仍然有着较为明确的社会定性。但1957年的反右运动和十年“文化大革命”，知识分子实际都充当了敌人，而被专政。1978年后，随着改革开放，根据体力劳动是劳动，精神劳动也是劳动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论断，知识分子的“人民”身份得到了重新确认。 在知识分子与中国左翼政治和文化的关系的回顾中，我们可以看到，虽然某些历史时段中知识分子的身份是暧昧的，被看作是“小资产阶级”的，他们的地位和身份很特殊和尴尬——既不是“人民”也不是“敌人”，他们是动摇的、依附的、防范的对象，甚至被作为“敌人”看待，但总体来说，知识分子在中国左翼文化语境中，一直是人民的一部分，只是在“文革”中受到了冲击。受俄国民粹主义思想的影响，在19世纪俄国社会生活与文学艺术中，一直存在着一种“忏悔的贵族”，它们一方面为俄国的严重落后和下层人民的悲苦境地而悲哀，一方面又为自己的渺小无力而自责，俄国白银时代著名宗教哲学家布尔加科夫说：“俄国知识阶层，特别是它们的前辈，在民众面前固有一种负罪感。这一种‘社会的忏悔’，当然不是对上帝，而是对“民众”或“无产者”。② 五四时代的中国知识分子，深感自身的脆弱和无能，希望通过自身的人民化，以自我救赎。中国现代也存在着这样的一个“忏悔贵族”。蔡元培提出了“劳工神圣”的口号，鲁迅面对着人力车夫的“仰视”的崇拜感受，郁达夫甚至为自己接触了一个烟厂女工而感到灵魂受到了洗礼。特别是1949年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受到整肃的知识分子，尤其希望获得“人民的身份”。他们对把自己从“人民”之中排除出去，有着深深的恐惧；他们会用所谓的精神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共同性这样的左翼话语逻辑来为自己的人民身份辩护。但是，在市场经济中，知识分子成了中产阶级，工人阶级在市场中处于动荡不安之中，于是知识分子按捺不住了，他们想从工人阶级中脱离出来，成为社会的精英，知识分子自己想从人民中脱离出来。 在谈论了“人民”之后，那么再来看看“人民性”是什么？ 人民性，一般的意义就是人民特性的本质性概括。俄罗斯民粹主义者将人民性赋予“人民精粹”的思想。他们将它与人民的优良品行相联系。正如别尔嘉耶夫所指出的：“民粹主义是俄罗斯的特殊现象……斯拉夫主义者、赫尔岑、陀思妥耶夫斯基和70年代的革命者都是民粹主义者。把人民看作真理的支柱，这种信念一直是民粹主义的基础。”民粹之意，乃是人民的精粹，谁是人民的精粹呢？民粹派知识分子认为自己是人民的精粹，农民也是人民的精华。③ “知识分子受到两种力量的压迫：沙皇政权的力量和人民自发的力量。后者对知识分子来说是一种隐秘的力量，知识分子自身与人民是截然不同的，它感到自己有负于人民，它希望为人民服务。‘知识分子与人民’这一命题纯然是俄罗斯命题，西方很难理解。”④ 在民粹主义者那里，把没有知识文化的底层劳动者（不仅仅是农民）无条件地神圣化，认为只有他们才是道德高尚、心地善良、灵魂纯洁的。五四时期蔡元培提出“劳工神圣”的口号，就是民粹主义引申意义泛化运用的典型表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