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283（2006）01—0005—05 在文学理论和批评领域，提出“文化诗学”这样一个新命题，并不是理论家突发奇想，这是现实文化存在状况提出来的一个问题。当前，现实文化存在的状况，既让我们感到十分的欣慰，同时又让我们感到非常不安。欣慰的是，中国人在20多年以前开始的改革开放，让我们摆脱了贫困的日子，解决了吃住穿这些问题，人们生活质量的确有了很大的提高，综合国力大增，中国的和平崛起震动了全世界；但是令人不安的是，随着现代工业文明和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也给我们带来了许许多多让人困惑的问题，比如贪污受贿屡禁不止，环境污染日益严重，贫富距离不断拉大，东西部发展不平衡，国有资产严重流失，文物遭受破坏，精神生活失范等等。那么，现实中的这样一些负面问题是怎么产生的呢？ 我的看法是，文化是一个完整的系统，有物质文化，有制度文化，有精神文化，当三种文化形态发展不平衡，出现一种畸形的时候，例如物质文化迅速发展，而精神文化则严重滞后，那么社会精神文化道德失范的问题就产生了。我以为，经济的发展是要有人文精神的引导的，健康的精神文化绝对不是那种可有可无的东西，它必然要在很大的程度上作用于社会的经济发展。没有社会的经济发展，是万万不可的；但是没有社会的健康的精神文化的发展，也是万万不可的。在物质文化发展的同时，我们需要人文的理想和健康的精神文化的关怀。这种关怀应该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 更加重要的是，现代工业文明和市场经济的发展，需要深度的精神文化的引导，经济的发展要体现出一种“以人为本”的精神。如果经济的发展、市场的繁荣不利于人的精神建设，不利于人的全面发展，不利于人性的完善的话，如果经济的发展、市场的繁荣让人们感到机器的压迫、环境的污染、文物的破坏、信仰的失落、欲望无穷的膨胀的话，那么这种经济和市场的发展对人们生活的意义就有了很大的局限性。现代工业经济的发展、市场经济的发展和人的精神文化的发展，并不总是统一的，恰恰相反，这两者的发展，往往会形成一种矛盾。在人类历史上，工业文明所代表的经济发展和精神文明的发展，常常出现一种二元对立的现象。英国17世纪开始工业革命时期就是这样。法国政治思想家亚里克西思·德·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早在1835 年写到英国的工业化城市曼彻斯特时作了这样的描述： 从这污秽的排水沟里流出了人类工业的最大巨流，浇肥了整个世界；从这肮脏的下水道里流出了黄灿灿的纯金。在这里，人性得到了最完全的，也是最残暴的发展；在这里，文明表现了它的奇迹，文明的人几乎变成了野人。① 这里的话虽不多，却揭示了工业文明给人类带来的是双重的“礼物”。一方面是物质的丰富，巨大的财富，想象不到的奇迹，才能的充分发挥；可另一方面是环境的污染，生存条件的破坏，人的贪欲的泛滥，人性的片面的发展等。后来，很多国家的工业化也产生同样的问题。在如此现实面前，作为人文社会工作者，作为一个作家、文艺理论家，他们能做什么呢？难道他们就一味地加入到推销那种消费主义、享乐主义、拜金主义、拜物主义这种行列中去吗？当然不是，我们要用我们的作品去影响经济发展，要制约经济发展给我们带来的某些负面的影响。基于以上的原因，在中国当前的学术界，就流行起“文化研究”。文化研究是西方引进来的一个词，但是，它被引进以后，就成了中国当前的一种思潮。文化研究是对现实的一种回应，是具有积极意义的。但是，在目前这种文化研究的对象转了向，已经从解读大众文化等等现象，进一步地蔓延开，比如说去解读广告，解读模特表演，解读小区热等，结果，解读的对象就离开了文学、艺术作品本身。更重要的是，在文化研究向所谓的日常生活审美化蜕变之后，这种批评不但不是去制约消费主义，反而是为消费主义推波助澜，越来越成为了一种无诗意的和反诗意的社会学的批评，像这样发展下去，文化研究必然就不仅要与文学、艺术脱钩，要与文学艺术理论脱钩，而且成为新的资本阶级制造舆论，成为新的资本阶级的附庸。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我们提出了文化诗学的新构想。 文化诗学也是对现实生活的一种积极的回应。对于文学理论来说，文化诗学的旨趣首先在它是诗学的，也即它是审美的，是主张诗情画意的，不是反诗意的，非诗意的，它的对象仍然是文学艺术作品，而不是流行的带有消费主义倾向的大众文化作品，不是什么“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不是“街心花园”，不是“模特走步”。为什么要强调审美，为什么要强调诗情画意，这难道仅仅是对于作品语言的审美性的追求吗？实际上，审美是人的天性，只有人才审美，所以在审美和诗情画意追求的背后是对人性的完整性的渴望和对人的生存意义的追问。其次，它的研究和批评的视野是文化的。有人可能要问，你说的这种文化诗学不就是我们以前曾经很熟悉的文艺社会学吗？传统社会学不就是从社会历史文化背景中来审视和考察文学艺术的吗？对此我们应该看到，从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理论发展出现了两次转折，第一次是80年代初期的所谓审美的转折，那时邓小平提出以后我们不继续提文学为政治服务了，但文学是什么，人们发表了各种各样的意见，争论得很激烈，最后比较一致的是把文学看成是一种审美反映，或审美意识形态。这是一次转向。到了90年代，文学艺术被说成是一种语言，出现了一种所谓的语言论转向，自审美的转向与语言论转向以后，文艺社会学已经沉寂了相当一段时间。现在，由于新的文化研究的勃兴，我们似乎看到又回到了原点，开始关注文学之外的问题。实际上，现在新兴的这种文化诗学，与原来的那个旧的文艺社会学，已经有很大不同。首先，文化诗学它所面对的对象比过去要宽广得多。过去的文艺社会学仅解读传统的现实主义、浪漫主义作品，而现代的文学诗学要解读的对象大大扩大，包括文学艺术中各种题材、各种类型的作品，包括现在发展起来的、流行的大众文化，如影视作品，这些都是解读的对象。另外观念也更新了，比如说现在有什么东方主义、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新历史主义，等等，这都是观念的一些变化，是很复杂的，不能一下子说清楚。自从审美的和语言的洗礼以后，文化诗学找到了一种新的批评方法，即从作品的语言出发，揭示作品的思想文化意义，而不是像那些过去的社会学批评家那样，脱离开作品的形式和语言空谈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