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778X（2006）01—0006—06 2005年的文艺学界，不论是学术研讨会的召开，还是前沿话题的论争，都精彩纷呈，令人应接不暇。但是，无须讳言，问题也是非常突出的，值得我们警醒。本文拟围绕该年度比较重要的热点问题作一评析。 文学研究的文化转向 西方的文化研究理论与实践在20世纪80年代、尤其是90年代以降被陆续介绍到中国后，便催生了中国大陆的文化研究热潮，并极大地冲击了传统的文学观念和文学研究方法，更引发了围绕文化研究与文学研究之关系的重大论争。 有学者认为，广义的文化研究以一切文化现象为对象，这是学科大联合的事业，是文化在当代世界社会生活中地位相对经济、政治发生了重大跃升的产物，是人文社会科学领域范式危机、变革，需要重新确定学科研究对象、厘定学科内涵与边界的产物。狭义的文化研究即文化批评，它将文化研究的方法与旨趣引入文学研究，是一种文学的文化研究范式。这种文学的文化研究范式，与形式批评或审美批评的差别，在于其解读文本的方式、目的和旨趣：它不是把文本当作一个自主自足的客体，目的不是揭示文本的“审美特质”或“文学性”，而是揭示文本的意识形态及其隐藏的文化—权力关系。论者认为，中国的情况与西方国家非常相似，从而“照猫画虎”地提出，当下的审美活动已经超出纯艺术／文学的范围，社会生活出现了审美的日常生活化，以及文学性向非文学领域全面扩张的普遍现象。因此，传统的文艺学研究范式已经难以令人满意地解释当下的文化／文艺活动的新状况，文学理论必须及时地调整、拓宽自己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只有开放文学理论才能发展文学理论。① 这种文艺学无限度越界、扩容的主张，遭到了文艺学界原则性的批评。有学者指出，是从现实存在的问题出发，还是从西方的教条主义出发，是当前文艺理论工作者首先应该思考和解决的问题；文艺学的对象就是文学事实、文学问题和文学活动，文艺学的转型是大势所趋，文艺学的边界也不是一成不变，但是无论其边界如何移动，都不可能去钟情什么“日常生活的审美化”，因为所谓的“日常生活审美化”的“审美”其实不是审美，而只是对欲望的消费；所谓的审美景观，其实是资本主义文化工业为操纵消费所构造的假象[1]。文化研究力求消解文艺的审美属性，一味俯就人的感官、欲望，无疑助长了当今社会人的物欲化倾向。把文化研究看作是文艺学的“当代形态”，不仅是一种认知错觉和思想误导，而且也有悖于文艺学的品格，审美永远是文艺之所以为文艺的一种不可或缺的品格[2]。当然，文化研究的兴起显露出学科分工过细、思想体系陈旧和脱离批评实践等弊端，但不能就此认为文学理论必须向文化批评敞开大门，进行所谓的边界的移动，因为文化批评不属于文学批评范畴，跟在文化批评后面亦步亦趋，将危害甚至“终结”文学理论。论者指出，文学理论要摆脱当前的困境，一是将目光转向大众文化和批评实践，打破目前文学理论封闭和僵化的局面，重建与文学创作的关系；二是必须谋求自身的理论创新，以切合审美经验和批评需要[3]。 法国著名的文学社会学家罗贝尔·埃斯卡皮提出了“文学事实”这一重要概念，在他看来，作为抽象审美范畴和学术理论的文学，迥异于同特定的经济政治体制密切相联的、作为社会文化生产与消费现象的文学，后者才是文学社会学关注的“文学事实”。罗贝尔·埃斯卡皮指出：“必须看到文学无可争辩地是图书出版业的‘生产’部门，而阅读则是图书出版业的‘消费’部门。”[4](P2) 可是，我们的“文化研究”者已不再关心这一“文学事实”，他们热衷于谈论诸如“阶级”、“种族”、“性别”、“地域”等社会学话题和政治学话题，而且，谈论时基本不涉及文学。不仅如此，他们还硬要将它们拽入文艺学的研究范围，实在是莫名其妙的事。因此，有学者指出，这场文学研究的文化转向问题的论争，“是在文学基本理论研究范畴之外进行的”；“文化研究”者所谓的理论“拓展”，其实“是在编织和重复西方个别理论家的话语”[5]。 在笔者看来，文学中的批判精神是打通精神现实与客观现实的审美中介，是文学对现实发言的重要依据。文艺学学科视野的挪移或是修修补补，并无法从根本上解决文艺学的现实发展问题；文学理论的研究必须正视文学所面对的迫切问题，即人的现实生存状态；如何从已有的文学经典中汲取思想资源，呼吁重建适合于人的全面发展的人文价值与精神，比起边界的移动更为重要；惟有思想才能使文艺学保持对当下社会文化的发言权，而在根本上维护文艺学的学科活力。 文学经典的终结 文学经典化问题的论争，是文化研究与文学理论之间的又一次正面交锋。 对于文学经典，文化研究的立场是承认经典的存在，同时又指出经典确立的复杂性和文化差异性，并解释隐含在经典认可过程中的复杂权力关系。在“后现代”风潮的推波助澜下，解构经典登上了学术的大雅之堂。有学者指出，经典的确立与颠覆从来没有终止过，文学史从某种意义上就是经典的确立与颠覆的历史，经典的每一次危机过程也就是经典的重新确立的过程。经典的确立从来就不是一个纯粹的文化问题，这不仅涉及其与社会政治的关系，而且也与经典本身的历史化过程有关。文学经典是经典化、历史化了的经典，文学史经典则是尚未经历这一历史化和经典化的“经典”。论者引述了中国、美国、俄罗斯和德国读者对经典文学和时尚文化的态度，以及接受状况的有关材料，得出令人沮丧的结论：21世纪是一个没有文学经典的世纪。不是因为别的，只因为这是文学的宿命[6]。 有学者则从文体学和文化学结合的角度，分析了大话文学的语体特征，指出它们通过拆解、戏拟、拼贴、混杂等方式，对传统或者现存的经典话语秩序及其背后支撑的美学秩序、道德秩序、文化秩序等进行戏弄和颠覆；这种“大话文艺”既有玩世不恭、愤世嫉俗的文化抵抗一面，也有委曲求全、接受现实的文化逃逸一面[7]。 大话文化一方面消解了人为树立偶像、权威的可能性，另一方面，这种叛逆精神、怀疑精神由于没有正面的价值与理想的支撑，很容易转变为与现实的妥协，或出于实用主义的目的利用现存统治秩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