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文学性问题 过去的几年里，“文学性”这个概念成为文学研究的一个焦点。什么叫文学性？多数人同意雅各布森的说法，即文学之为文学的本性。研究文学，必须事先确认研究对象的本质，这似乎是很正常的工作程序。从故事、意象、隐喻到社会历史，文学可能包括许多方面的内容。文学性这个概念可以滤掉那些没有本质意义的外围现象。然而，这个问题的研究并没有这么简单。文学性的考察大致形成了两个派别的观点。 一种观点往往被视为本质主义的。理论家认为，文学有一种固定不变的本质，如同千变万化的水都是H[，2]O一样。这种本质既体现在诗之中，也体现在小说和散文之中，唐诗宋词如此，现代主义小说也是如此。理论家提炼出这种本质，文学的诸多具体问题就迎刃而解。当然，什么是这种固定的本质，目前还存在不少争议。美，人性，无意识，这些都曾充当过本质的候选对象。现在比较多的理论家倾向于认为，这种本质集中于文学语言。这当然与20世纪以来一系列文学理论学派的观点密切相关，例如俄国形式主义，英美的新批评，法国的结构主义，如此等等。这些文学理论学派集中研究文学的形式、语言。它们甚至认为，形式、语言才是文学的内部研究，其他外部问题必须从文学研究之中剔除。 本质主义的观点显然会推导出一个形而上学的“文学”观念。各种具体的文学类型不过是这种观念的化身。拥有这种本质，一些不朽的作品就会代代相传。很大程度上，“纯文学”的概念可以视为这种本质主义观点的派生物。据考，汉语之中王国维首先使用“纯文学”的概念。朱自清在《诗文评的发展》一文中认为，“纯文学”与相对的“杂文学”之分来自日本，这大约又是从一个英国的文学理论家那里脱胎而来的。除了纯文学，人们还会遇到“纯诗”——一个来自法国诗人的漂亮名词。无论如何，纯文学的概念家族显示了一种根深蒂固的冲动：追求纯粹，崇拜纯粹。从血统、种族、物种到风俗、民情、文学，纯粹常常与价值联系在一起。人们按照“纯粹”的物质对于世界进行分类，想像，进而区分出种种不同的系统。对于纯文学的推崇很容易通向“为艺术而艺术”。人们认为，纯文学没有文学之外的目的，文学不充当任何工具而只能成为自己本身。文以载道已经丧失了这种纯粹的品质。纯文学作家以一种美学信徒的姿态守护文学，不允许文学遭受种种意识形态的污染。他们深信，埋藏在文学深部的本质拒绝一切非文学的骚扰。 另一种非本质主义的观点不同意以上的论述。理论家认为，没有什么固定不变的本质埋藏在事物的深部，等待理论家的开采。所谓的本质仅仅是一种幻觉。执意地寻找本质如同剥洋葱：一层一层打开之后，最里层空无一物——并没有一个代表本质的坚固内核。企图从文学内部挖掘所谓的本质无非是受到这种幻觉的蛊惑。一个事物的特征不是取决于自身，而是取决于它与另一个事物的比较，取决于“他者”。人们认为张三性格豪爽，乐观开朗，这个判断不是根据张三性格内部的什么本质，而是将张三与李四、王五、赵六、钱七进行广泛的比较而得出的结论。同样，人们之所以断定这件家具是一把椅子，并不是依据这把椅子的结构或者质料，而是将这件家具与另一些称之为床铺、桌子、橱子的家具进行样式和功能的比较。所以，考察文学特征不是深深地钻入文学内部搜索本质，而是将文学置于同时期的文化网络之中，和其他文化样式进行比较——文学与新闻、哲学、历史学或者自然科学有什么不同，如何表现为一个独特的话语部落，承担哪些独特的功能，如此等等。当然，这种比较只能是具体的，历史的。古希腊，中国的先秦时期或者唐宋时期，每一个历史时期的文化网络并不相同，人们所能看到的仅仅是特定时期的文学。一代有一代的文学，古往今来的文学不存在一种亘古不变的固定本质。西方的理论家认为，literature这种现代意义上的文学不过200年左右的历史。放弃所谓固定本质这种观念，人们的确会觉得，古代文学与现代文学之间的差距，甚至比古代文学与古代哲学或者古代历史学之间的差距还要大。 迄今为止，文学性问题研究之中本质主义与非本质主义之争远未结束。每一种观点都可以梳理出长长的理论谱系。必须看到，新批评、形式主义、结构主义对于文学形式、语言的研究并未获得预想的结果。理论家没有找到一种独立的、不受任何外部影响的文学话语结构。相反，研究更多地证明，文学话语的结构与其他类型的话语具有密切的互动关系，是一种历史性的存在。 就研究工作而言，本质主义观点处理的问题较为简单。理论家的主要工作就是认定本质的所在，这就像掘好了一个坑等待一棵合适的树。相对地说，非本质主义的观点却是将自己置于不尽的问题之流中。首先，理论家必须确认考察的是哪一个时代的文学，进入何种文化网络，与哪些文化样式进行比较，负担了哪些功能，等等。理论家不仅要在每一个时代遭遇这些问题，重新思考这些问题的答案，而且还要不断地对付另一些更大的问题：什么叫做时代？一个时代与另一个时代的界限在哪里？政治意义上的时代、经济意义上的时代与文学意义上的时代是否相同？几者之间又有哪些复杂的关系？如果没有所谓的本质，代代相传的作品又是依靠哪些机制的支持？这些机制在某一个特定的时代可能产生哪些变化？总之，他们所要考察的问题源源不断。 作为不同的理论模式，本质主义与非本质主义的分歧也进入了具体的研究领域，例如文学类型研究。相当长的时间里，人们相信文学存在几种固定的文体，最为流行的分类是小说，诗歌，戏剧，散文。每一种文体都拥有独特的权威规范，这种规范肯定来自各种文体的“本质”。写得不像小说或者不像诗歌，这种作品似乎就没有达到及格线。没有人证明，为什么小说一定要有故事情节或者散文不能超过5000字，但是，这种规范一旦确立似乎就不可更改。当然，始终如一地维持文体的“本质”会遭遇不少难题。古往今来的文学史表明，无论哪一种文体都已经面目全非。而且，文体的演变似乎没有停下来的迹象——仿佛还在继续向那个“本质”回归。然而，人们完全可以在理论的意义上提出一个疑问：这么长的时间过去了，诗歌或者小说还没有找到那个理想的、“本质”的文体形态吗？另一方面，从《聊斋志异》、《红楼梦》到卡夫卡、昆德拉、马尔克斯，如此之多的杰作为什么又会显现出如此悬殊的小说文体？这似乎更倾向于一个结论：并没有一个“本质”的文体隐藏在远方，等待作家的发现。文体的历史、形式的历史遗留下一批成功的表意方式，但是，文体的继续发展并不是要进一步实现某种理想的“本质”。每一种文体的真正目标是在当下——如何更好地与当下世界对话。这种对话当然是多方面的：这部小说将要处理什么素材？这种处理如何产生与新闻、调查报告或者论文不同的效果？这个故事内涵怎样才能具有超出电视、电影影像符号表达的范围？如此等等。总之，一种文体不可避免地受到了经典的影响，同时与本时代的文化网络积极对话，在这些对话之中产生独创的契机，而不是奔赴某种虚幻的“本质”。因此，形容一部小说不像小说，一首诗歌不像诗歌或者一篇散文不像散文，这都不是贬义。重要的是，这部作品是否说出一些别人没有说出的内容？当然，衡量这个问题的方式仍然是，将特定的作品置于时代的文化网络，从它们的对话之中发现真正的创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