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引言 文艺批评的理论化是20世纪文学批评的一大突出特点。文艺批评已经从对作品的感悟和印象型向极富学识、充满个性化的方向发展。比较西方20世纪中叶与20世纪末文艺批评理论的发展动向，对于我们从大的方向上把握和理解名目繁多的文学批评理论、各种文学批评流派的实质和重点，展开对现代作品、古典作品、作家的评论、再评论以及发展和提出一个崭新的具有全球化特点的文艺批评理论新结构有着重大的历史意义。 格非在《小说叙事研究》[1] 一书中说写小说比做研究困难得多。对格非本人而言可能的确如此，因为他要做的是一个不断超越自己的小说家。而笔者认为在一个所谓的文艺理论指导下做文艺批评更难，特别是西方文艺理论，因为这些理论、学说、流派层出不穷。要公正地评判一个作家、特别是自己喜爱的，还要在理论上给自己的评论、对方的创作都戴上顶帽子，真是不容易。虽然西方当下文艺批评有淡化理论重新回归文本的趋势，但是历史总是循序渐进螺旋式向前发展的，眼下的远离预示着今后更高层次上的回归。 二 艾氏文艺批评理论分析图 美国康奈尔大学（Cornell University）英语系艾布拉姆斯（M.H.Abrams 1921—）1953年发表的《镜与灯浪漫主义文论及批评传统》（以下简称为《镜与灯》）（The Mirror and the Lamp:Romantic Theory and the Critical Tradition）是艾氏最重要的著作，被奉为20世纪西方文学批评的经典。 《镜与灯》共11章，它的首章——“导论：批评理论的总趋向”因其对批评史的简要概括，又因其提供了区别各种批评理论和实践的简单图表被认为是研究现代文艺批评的最佳导读。《镜与灯》1954年获高斯奖（the Christian Gauss Prize ），1989年被译成汉语，李赋宁教授为该中译本作序说：“阅读了艾教授的《镜与灯》，顿觉云过天晴，豁然开朗。” 艾氏理论可以高度地被概括为四大理论，即模仿说（mimetic theories）、实用说（pragmatic theories）、表现说（expressive theories）及客观说（objective theories）。模仿说由柏拉图首创，亚里斯多德做了些修改。从亚里斯多德直到18世纪，艺术即模仿的观点几乎成了不证自明的定理。艾氏说：“艺术产生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人的模仿自然的本能及人看到模仿物就快乐的自然属性。”（The historical genesis of art is traced to the natural human instinct for imitating,and to the natural tendency to find pleasure in seeing imitations.）[2] 实用说始于古希腊罗马时期修辞学与做诗法的合并，从其延续的时间和持此观点的人数来看它成了西方世界主要的审美态度。从贺拉斯到文艺复兴时期绝大多数批评家以及整个18世纪绝大部分批评家都是实用说的支持者。他们认为“诗歌的模仿只是一种手段，其最近目的是使人偷快，而愉快也只是手段，最终目的是给人教导。”[3] 还有持折中看法的如贺拉斯，他在《诗艺》中说：“诗人的目的或者是使人获益，或者是使人高兴，要不就是把有益的和令人愉快的东西融合为一体。”[3] 无论持实用说观点的人认为艺术的最终目的是什么，有一点他们是一致的，欣赏者是批评的中心。1800年华兹华斯为《抒情歌谣集》写序的那年，标志着表现说在英国文艺批评方面取代了模仿说和实用说。华兹华斯认为“诗是强烈情感的自然流露”（Poetry is the spontaneous overflow of powerful feelings），诗的起因被认为是诗人的情感和愿望寻求表现的结果。诗人取代了欣赏者成了被注意的焦点。客观说出现于18世纪末19世纪初，在文艺批评中持这种观点的人相对少一些，并被统到“为艺术而艺术”（Art for Art's Sake）的标题之下。艾氏认为四大理论中其中三大理论即模仿说、实用说、表现说分别反映了作品与宇宙、作品与读者、作品与作家的关系。而只有一大理论即客观说不与其他要素发生联系，只是孤立地研究作品本身。而这四大理论是建立在由文学批评的四大要素作品（works）、宇宙（universe）、作家（artist）、读者（audience）所构建的分析图表之上的。 附图
图1 艾氏的分析图 艾氏的分析图（如图1）是一个三角形，作品是中心， 周围有三个单向箭头分别指向宇宙、作家、和读者。之所以要建立这样一个分析三角形，艾氏认为： 实际上许多艺术理论根本就不可能相互比较，因为它们没有共同的基础，放不到一起来比较孰优孰劣。这些理论之所以不能相互比较，或者是因为术语不同；或者是术语虽同而内涵各异；或者是因为它们分别属于一些更大的思想体系，但这些思想体系的前提和论证过程都大相径庭。因此就很难看出它们的异同，甚至很难找到它们的关键性分歧[3]。 半个世纪过去了，艾氏理论并没有成为“明日黄花”。香港中文大学黄维梁先生称艾氏为“美国文论泰斗”。艾氏理论影响了一大批中国从事文艺学教学、研究的学者。艾氏的《镜与灯》也成了文学批评理论工作者的案头必备书。我国著名学者“童庆炳先生根据艾布拉姆斯的‘四要素’理论，区分了六条探讨文学本质的路线，六种不同的文学本质论。即强调文学作品与现实的关系的再现说，强调文学作品与作家心灵的关系的表现说。强调作品与读者的关系的实用说，强调文学作品本身的客观说，强调读者对作品的体验的体验说，和强调宇宙、自然、生活的自然说”[4]。在刘安海等主编的国家教育部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文学理论》中，艾氏理论图被插在190页。在赵炎秋的《文学形象新论》中， 艾氏理论被放在第一章第一节的开始。还是王宁说得好：“随着时间的推移，艾布拉姆斯的不少同时代人及其著作早已被人们遗忘，而他和他的经典著作《镜与灯》则成为浪漫主义文论研究史上一座令后人难以逾越的丰碑，一座使一代后辈文论研究者可以从中受惠的灯塔。”[3] 三 基氏文艺批评理论概念图 与艾氏十分相似，基思（Donald Keesey），现美国圣何塞州立大学（San Jose State University）英语系教授在1994年出版的《批评视角》（Contexts for Criticism）一书的导言中也为区分和比较各种文学批评或文学解读建立了一个概念图（如图2）。基氏的概念图是一个以作品为中心的上下、 左右相对称的箭头双向的四边形： 附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