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多菲曾经说：“假如人民在诗歌当中起着统治的作用，那么人民在政治方面取得统治的日子也就更加靠近了。”（注：裴多菲《给阿兰尼的信》，《古典文艺理论译丛》第4册第70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版。）古典主义悲剧的主人公只能是王公贵族，直到启蒙时代的市民喜剧，资产阶级才迟迟登上舞台，而直到左拉的自然主义小说，工人阶级才以兽性的面貌进入文学的视野。因此，以工农兵为主体的“人民文学”这一概念的出现是一个重要的历史时刻和历史事件。 1949年10月，随着新中国成立而出版的全国文协机关刊物命名为《人民文学》并不是一件偶然的事情，而是有着深刻的历史内涵和清晰的历史发展脉络。“人民文学”既是一个新的历史概念，同时又是一段绵延的历史。茅盾在《人民文学》发刊词中称本刊的编辑方针当然要遵循“我们的集团的任务”。（注：茅盾《发刊词》，《人民文学》1949年10月创刊号。） 在创刊号上，发表了周扬在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上关于解放区文艺运动的报告《新的人民的文艺》。报告指出，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后，解放区文艺的面貌有了根本的改变。他指出，“这是真正新的人民的文艺。”同时，还指出，《讲话》“规定了新中国的文艺的方向”。（注：周扬《新的人民的文艺》，茅盾《发刊词》，《人民文学》1949年10月创刊号。） 1940年代末，袁可嘉以一种历史的眼光概括指出：“放眼看三十年来的新文学运动，我们不难发现构成这个运动本体的，或隐或显的二支潮流：一方面是旗帜鲜明，步伐整齐的‘人民文学’，一方面是低沉中见出深厚，零散中带着坚韧的‘人的文学’”。他认为，“人的文学”包含了“人民的文学”，因而忽视了“人民文学”新的历史意义。在阶级社会中，无论在古代的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还是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人”都是一个排斥性的概念。所谓“人的文学”是一个资产阶级革命的口号，实际上只不过是资产阶级市民文学，所谓“人”，不过是人格化了的资本，所谓“人权”不过是资产阶级法权或资产阶级权利。“人”是一个历史地变化的概念和范畴。美国在摆脱了英国的殖民统治以后，受到宪法保护的只不过是有钱的白种男人，尤其是黑人不过是白人的私有财产，不过是今天所谓《物权法》管辖的对象。资产阶级市民文学是对封建士大夫文学的扬弃，而“人民文学”则是对资产阶级市民文学的历史否定，是“人的文学”向前发展的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其实，正如袁可嘉在《我们的难题》中所指出的，新文学的产生和发展，作为文化运动的意义与影响，远胜于作为纯粹文学的价值，新文学一开始就是作为新文化的前驱而出现的。“作为眼前的文学主流，它愈益明显地强调它的‘文化性’”。（注：袁可嘉《我们底难题》，《论新诗现代化》，三联书店1988年版。） 确实，“人民文学”既是一种新文学，与此同时，它更体现了一种新的文化和政治实践。 “五四”新文学运动和“人的文学”口号的提出，使中国现代文学产生了不同于古典文学的新的文学秩序和体制，创造了文学新的内容和形式。“五四”文学革命一方面提倡科学和民主，一方面提倡白话文，以全民共喻的白话文取代为士大夫阶级所垄断和把持的文言文，充分体现了五四新文学运动和新文化运动的资产阶级民主性质。朱希祖在《文学论》中说：“近日言文学革命者，欲以平民文学革除贵族文学，其意固在以佞谀贵族之文学，改而为感化平民之文学；故其文贵以浅显之语言使平民共享文学之趣，不贵以艰深之文字使贵族独享文学之趣也。”（注：朱希祖《文学论》，《北京大学月刊》1919年1月第1卷第1号。） 除了语言的革命外，胡适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中还提出了扩大文学表现范围的主张，陈独秀明确提出了推翻贵族文学，建立平民文学的口号。所谓“人的文学”就是要求突破古典文学的贵族范围，表现普通人的生活。“五四”时期所谓“平民”，实际上是指市民阶级，也就是城市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以及知识分子。 1928年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倡导使中国新文学发生了历史性的断裂，后来瞿秋白提出了“无产阶级的‘五四’”的口号，从而使得“人民文学”随着左翼文学运动的开展逐渐取代了“人的文学”的地位。1905年，列宁在《党的组织与党的文学》中旗帜鲜明地提出无产阶级革命文艺的对象是广大的劳动人民：“它不是为饱食终日的贵妇人服务，不是为百无聊赖、胖得发愁的‘几万上等人’服务，而是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为这些国家的精华、国家的力量、国家的未来服务。”（注：列宁《党的组织与党的出版物》，《列宁论文学与艺术》第7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这里使用通常的译法《党的组织与党的出版物》。1982年，中共中央编译局重新翻译并作了说明，见《红旗》1982年第22期。但新译引起了争论，新译本身也承认是有缺陷的。） 1928年革命文学的倡导以及大众化口号的提出，进一步扩大了文学的领域。成仿吾在《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中提出：“我们要努力获得阶级意识，我们要使我们的媒质接近农工大众的用语，我们要以农工大众为我们的对象。”（注：成仿吾《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创造月刊》1928年2月第1卷第9期。）随着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的发生，特别是在“左联”成立以后，将文艺大众化作为自己的首要任务，成立了“文艺大众化研究会”，开展了文艺大众化运动，而所谓大众就是指工农大众。但是，由于当时政治和历史条件的限制，文艺大众化主要停留在理论上的讨论，局限于语言和表现形式的通俗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