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4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3909(2006)03-0122-03 在改革开放与全球化趋势相契合的历史机遇中，公民教育问题日益成为我国学术界关注的热点。翻译、介绍国外公民教育的理论资源和经验；梳理、反思中国近代以来公民教育的相关思想；以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处的现实境遇为出发点，对中国公民教育进行多维度的审视与探索，成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公民教育问题研究的三条主要路径。 一、译介国外学者关于公民教育的理论资源和经验 公民教育是社会现代性的一个表征，西方国家社会现代性的转型大多是通过公民教育得以实现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实施公民教育的体制条件逐渐具备，中国学者译介与评价国外教育的理论和实践主要从三个方面展开： 一是译介和评介国外关于公民、公民教育的著作。代表作主要有三部：1987年，徐湘林翻译了美国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和西德尼·维伯合著的《公民文化——五个国家的政治态度和民主制》，该书在对美国、英国、德国、意大利和墨西哥五国公民基本政治态度作了大规模抽样调查和比较分析的基础上，陈述了五国政治文化的差异性、相似性以及影响因素，分析了公民文化与民主政治系统有效功能之间的关系。这虽是一部政治文化比较研究的著作，但书中详细说明的那些支持民主系统的诸种政治认知、政治情感、政治评价，以及广泛的政治社会化模式，为我们构建公民教育的内容框架和途径体系提供了重要启示。2000年，柯雄翻译了美国托马斯·雅诺斯基的《公民与文明社会》，澄清了公民权利与义务方面的一些问题，阐释了各种公民权利与公民义务在宏观社会层次和公民自我层次上通过有限或总体交换达成的平衡关系。2002年，周玲、张学文翻译了美国玛多娜·墨菲博士的著作《美国“蓝带学校”的品性教育——应对挑战的最佳实践》，该书详细介绍了“蓝带学校”通过他们的公民意识计划来促进学生品性发展的不同方法。由于该书取材于全美100多所获奖的“蓝带学校”，形成了对美国当代品性教育包括公民教育丰富实践的理论抽象，因此该书具有强烈的实践性、实效性。 二是评价国外学者关于公民、公民教育的思想。比如《浙江学刊》2004年4期发表的高力克的《卢梭的公民观》，该文认为卢梭的政治理论是对自由主义及现代性的评判性回应，其现代性评判的焦点是资产者的反公民性的异化本质。卢梭的共和国理论是一种反世俗政治的复古式的美德政治理想，难免有理论的矛盾和乌托邦空想，但是其人民主权原则、公民自由理想以及对公民教育的重视已成为现代社会珍贵的思想遗产。再比如，对于马歇尔的公民资格理论，国内学者重点指出了其局限性：一是对社会权利兴起的解释较重视公民资格的内在逻辑，而忽视了战争等其它因素的影响；二是把社会福利仅仅局限于国家提供的服务，而忽视了职业福利等其它类型的服务；三是理论的适用范围很窄。近年来，国内学者还引介了西方学者关于全球公民社会的相关理论，这可以看做是引介国外公民教育相关思想的最新进展。 三是在实践的层面介绍了其它国家公民教育的实践经验。2002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小学公民素质教育国际比较》(吴文侃主编)一书，从传统与变革、现状与特点、问题与对策三个方面，分别研究了中国、日本、韩国、新加坡、法国、德国、俄罗斯、英国和美国的中小学公民素质教育，总结了各国实施中小学公民素质教育的基本经验，并对借鉴国际经验、实施有中国特色的中小学公民素质教育提出了中肯的意见。东北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所也着重介绍了美国、英国、法国、加拿大、俄罗斯等中小学公民教育的历史、目标、内容、方法、实施途径等方面的情况。 二、梳理和反思我国近代的公民和公民教育思想 19世纪末，面对救亡图存的严峻局势，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看到了改造中国国民性、加强公民教育的极端重要性，像严复、梁启超等人都提出了相应的教育救国理论。1912年，蔡元培任中华民国第一任教育总长，针对社会现实他提出了“五育”并举的教育方针，公民教育第一次进入国家政策领域。1915年，陈独秀在《敬告青年》中号召青年们努力成为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像的“现代人”，这实际上对中国公民提出了基本的素质要求。这些公民教育思想作为中国现代化进程起步阶段的一种理论探索，至今意义深远。 改革开放后，学者们基于构建有中国特色的公民教育体系，对中国近代出现的公民和公民教育思想进行了认真的梳理和反思。一是介绍类。如梁景和著有《清末国民意识与参政意识》一书，该书对清末思想界提出的国民精神如独立与合群、权利与义务、自由与平等、进取与冒险等，进行了全方位的探析，并详细介绍了当时中上层人士的参政意识和当时知识分子提出的国民教育的种种途径。隋淑芬在《严复的中西国民素质及其教育比较研究》一文中，着重介绍了严复的国民素质及其教育的思想。二是概括类。如陈永森对清末民初众多先进知识分子关于诸如国家观念、权利自由意识、义务意识、社会公德意识等公民意识的产生原因、内涵以及培养途径的各种观点，进行了详细的阐释、梳理和概括，并展示了选举、请愿、舆论监督、结社、捍卫国家主权、纳税、遵守公德等公民行为蓬勃兴起的历史形态[1]。虞文华、陈勇军在《试论梁启超新民德思想的内在特点》一文中，对梁启超新民德思想的内在特点进行了概括，指出其内在特点就是强调“两手抓”，既抓“青少年”德育，又抓“全民”德育；既抓“私德”教育，又抓“公德”教育；既抓“破”旧德，又抓“新”民德；既抓“淬厉”中国旧道德，又抓“采补”泰西新伦理；既抓“理论之理论”教育，又抓“实事之理论”教育。三是评价类。如张锡勤在《中国20世纪初“国民”问题讨论述评》一文中，对20世纪初中国一批资产阶级人物就国民问题的讨论进行了阐述和评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