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以来的三十年是旧的价值体系的不断瓦解和新的价值体系的不断重建的三十年。在价值重建进程中，大学校园接连不断的文化热点的涌动，记录着大学生们价值取向不断变迁的轨迹。 一、求知热、潘晓热——传统价值体系动摇而引发的价值彷徨 大学校园文化热点的涌动是从恢复高考制度后开始的。1977年冬，一批“老三届”学生带着拼搏后的喜悦和十年动乱留下的伤痕进入高等学府，他们决心把失去的年华寻找回来，并且提出了“把损失的时间夺回来”的口号，从而在新一代大学生中，形成了第一个热点——求知热。在这股强大的“求知热”中，思想敏捷而又精力旺盛的大学生们开始由长期的文化饥渴步入“文化大会餐”，见到的一切都是陌生、新鲜的，固而对一切都如饥似渴地吸取。当大学生们的文化知识在“求知热”中得到初步的充实以后，他们便开始对世界、对社会、对人生进行自发的思考。人生的价值问题越来越突出地困扰着他们。到80年代初，终于出现了关于人的价值取向的第一次疑问——即“潘晓热”的出现。潘晓在其《人生的路啊，怎么越走越窄？》来信中有这样一段表述：“我体会到这样一个道理：任何人……都是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所以我想，只要每一个人都尽量去提高自我存在的价值，那么整个人类社会的向前发展也就成为必然了。”“潘晓”这封信的发表首先引起了广大大学生的讨论，进而引发了一场全国范围的大讨论。这场讨论的主题，显而易见是人生价值问题，其焦点是“主观为自己、客观为他人”这一命题。“潘晓热”的出现至少可以说明两方面的问题：一是“潘晓们”对当时已经涌进我国的某些西方思潮的局部理解和部分的吸收，出现了指向人自身的思考方式。可见，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自我”问题已经开始困扰着“潘晓”们。“自我价值”命题在“潘晓们”头脑中的萌发便是旧的价值体系开始动摇的征兆。二是，“潘晓”们通过对自己人生生活经验，尤其是对十年文革中的我国社会生活的回顾，而不得不对自己原有的价值观念产生困惑。众所周知，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指导下，儒家道德价值观有着鲜明的利他特征。同时这种利他规范又一步步逐渐完备以至走向了极端。它由“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先己后人状态，发展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及己则必及人的“人我同等”境界，后来演变成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先人后己水平。建国后的相当长一段时期，由于极“左”路线的影响，建立在公有制计划经济基础上的“一大二公”、“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又成为当时人们主要的价值取向。然而这种“无我”的价值取向在现实面前又显得十分的尴尬，许多大学生开始了对人生价值的历史反思，他们感到过去的热情被利用，信仰被欺骗，一种被嘲笑，被欺骗后的彷徨由然而生。那么人生的价值到底何在？“自我”在人生价值体系中占据什么样的位置？“潘晓们”不得不在中西两种文化的交汇时刻试探性地去寻求答案。 二、西方思潮热——价值重建进程中片面的价值求解 为了摆脱人生价值的困惑，消除价值观念上的彷徨，大学生们迫切希望能使新的价值观念在理论上获得求解。20世纪80年代初大学校园内出现的“西方思潮热”便是这种“求解”的充分体现。正当我国大学生中“潘晓热”方兴未艾之际，法国著名思想家萨特逝世，世界各地都不同程度地举行了一些纪念活动。我国出版界、学术界也分别出版、发表了诸如《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萨特研究》等一系列译著及介绍性文章。一时间主张价值虚无主义和个人绝对自由的萨特存在主义成为当时相当一部分大学生的时髦。萨特的“存在先于本质”、“人不外是人所设计的蓝图”、“人是他自己志愿变成的人”、“自由选择是无条件的”等关于人生价值的观点在大学生中颇有市场。在高校校园里，各种形式的“学术报告”、“理论沙龙”、“研究会”纷纷出现。“自我设计”“自我奋斗”“自我成才”成为当时的主题。“自我”意识的萌生和觉醒，又直接孕育着稍后发生的“尼采热”。许多大学生认为个人设计和奋斗是实现人生价值的最好途径，而尼采的“超人”思想和“成为你自己，不要跟随我”的观点正是“自我”意识的极好佐证。几乎同时出现的“佛罗伊德热”也对当时大学生们进行的价值求解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在西方思潮热滚滚而来的时候，大学生们似乎已经发现，在他们的价值取向中，“自我”已经成为一个无法回避同时也是无需回避的问题。他们借助西方文化思潮对人的本性的探讨已经深入到了对长期以来我国经典性的人生价值范例的怀疑。同时对以往所提倡的发展到了极端的传统价值内涵提出了不同看法，对一些价值标准提出重估。一些大学生片面地在西方思潮的庇护下，试图重建以“自我”为核心的价值体系。由于大学生们深深地受到存在主义、人本主义，特别是以自由选择、自我谋划、自由行动创造为中心的价值理论的影响，使得他们刚刚萌生的“自我”意识又被大大地片面化和绝对化。他们过分夸大人的主观性，以自我为中心过分强调自我利益。在这样的情况下，大学生们价值取向的天平迅速地向着“利己主义”、“自我中心主义”方向倾斜。 三、传统文化热、爱心热——价值重建进程中反思后的价值回归 20世纪80年代末的那场震荡，使得青年大学生们若干年来构建起的新的但明显片面化、畸形化的价值体系垮塌了。事实证明“绝对自我”和“自我中心主义”的价值观不适合中国的国情。然而，新的价值体系的重建是历史的必然，而且在新的价值体系中“自我”仍然是一个不容回避的命题。那么“人”与“我”的关系到底应该如何确立呢？新的价值取向又应该指向何方呢？90年代初，大学生们在进行文化反思时，开始从对西方各种文化的狂热追求中渐渐地冷静下来。大多数大学生开始转向对中国社会的认识，转向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再认识。当时，各大院校都分别举办各种各样的传统文化讲座，有的则专设中国传统文化方面的课程，掀起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再研究热潮。这一次“传统文化热”产生的原因至少有两个方面：第一，一段时间以来大学生们热衷于追求的一种又一种西方文化思潮没有能使他们拥有一个科学的正确的符合中国实际的价值体系。西方思潮没有能使大学生们由批判历史升华到历史地批判；同时也没有使大学生们由片面地追求自我价值升华到有价值的追求自我。第二，大学生们感觉到必须认真地审视一下自己脚下的这片土地，较为系统地了解一下自己生活其中，却不甚了解的中国文化，试图从传统文化中探寻新的价值营养。长期以来大学生们很少能够科学地、全面地了解一下自己民族的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建构过程以及历史构架，一无所知或知之甚少；很少有人对本民族传统的价值体系进行深入而全面的理解，这为“传统文化热”的兴起创造了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