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的都市不只是充满欲望叙事，它还可以产生对自身以外的人的关怀的精神作品。这种可贵的精神叙事，必将引导着我们的文学在复杂的年代里细梳紊乱的心理——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城市现代化水平的提高，以城市为题材的文学（城市文学）开始复苏，而且声势越来越大。深圳《特区文学》杂志敏锐地观察到这种变革，恰逢其时地于20世纪90年代中叶亮出了“新都市文学”的旗帜，至此十余年间，“新都市文学”经历了一系列的理论探讨和作品展出，俨然成为一个文学界无法避开的话题。 一、“新都市文学”理论尚待完善 “新都市文学”口号是《特区文学》在1994年第1期的卷首语中提出来的。提出者对“新都市文学”从思想内涵、写作题材和风格形式做了一些初步的概括。从这个最初的有关“新都市文学”的构想中可以看出，提出者的眼界宽广，气魄宏大，向世人展示了作为改革开放前沿的特区文艺工作者的自信和能量；同时，因为宏大，也带来了相应的麻烦——缺乏相对简便的可操作性。很明显，“新都市文学”的所指对象是以都市为题材的文学，但是这个“新都市”究竟是怎样的都市，则没有被厘清。“新都市文学”构想的含混，不可能有效地对写作产生比较深刻的指导作用，也就很难产生相对独特的作品，社会反响也就不够强烈，最终也将导致命题本身的价值被打了一定折扣。“新都市文学”自理论出台至今，作品推出不少，却并没有哪一部作品产生特别大的反响和特别轰动的效应，有关理论本身也是处在热烈讨论之中。所有这些，同最初定位的模糊，应该有比较大的关联。 上述种种原因，使得余秋雨在谈论“新都市文学”时，将之定义为一种“软命题”，即缺乏自己的理论、宣言、实践、代表作和群体，具有相当大的可塑性，可以经过很多人的努力注入新的内容（见《特区文学》1995年第1期）。其它对“新都市文学”的理论探讨还包括何继青的“一种文学精神”论、王世诚的“后现代化语境”论、宫瑞华的“开放的现代文学语境”论，以及尹昌龙的“现代性选择”论等（上述各种论点分别详见于《特区文学》1994年第3期，1995年第2期，1995年第6期和1996年第5期），上述各种观点并非都是针锋相对的，我们完全可以采用拿来主义的态度，将之收蓄并用。 为了使“新都市文学”同其它文学命名区别开来，有必要回顾一下现代都市文学的发展历程，在同其它都市文学的对比中界定“新都市文学”的“新”。20世纪的中国都市文学，可以包括新旧文学转型期的“民国旧派小说”，现代文学时期的“海派文学”，当代文学时期的“新写实小说”、“新市民文学”等主要以都市为题材的文学创作流派。在这些已有的都市文学之后出来的“新都市文学”，虽然还是个软命题，但是在整合了不同论者的观点以后，我认为，在理论上“新都市文学”有以下两点显示出它有别于以前种种都市文学的独特性。 第一、“新都市文学”在承认并继承历史上其它城市文学的优点的基础上，力求真实再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新都市的风貌、新都市的生活，尤其是新都市人的观念、情绪、心态，以及新都市一切矛盾冲突；同时，勇敢面对随着现代都市物化的加重，都市人的异化和陷入价值选择的危机的困境，真诚接受商业时代和后现代化对个体的冲击，进而努力寻求自己的解救办法，作出自己的“现代性”选择。 第二、在高扬“个性主体性”的基础上坚持开放的现代文学语境，深刻感悟现实生存并努力超越之，艺术地感性地对生命进行多极的超越性的拯救。当都市在吸引外面人走向它时，都市人也应该想到自己是否能够走出去，主动将自己的文化向外部传播；同时在和他者的交往中认识到自己的不足，获得外在的精神援助。新都市人理应走出封闭的城市文化圈，走向广袤的世界，用开放的心态来接纳外在世界，展示自己宏阔的精神风貌。挖掘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随着社会整体的城市化，都市人对乡村从精神到物质的观照，体现新都市人的宏大气魄、人文关怀自然更应该受到文艺工作者的重视。正是在排除掉自身的庸俗气质，在观照自身的同时，从普世精神出发，关怀在社会城市化进程中的农村、农民的现状，“新都市人”显示出前辈所不具有的健康、高尚、宏大心怀，“新都市文学”显示出它高超于其它城市（都市）文学的品质。 二、一个具体的文本 “新都市文学”随着理论大旗的高扬，作品也一一登台亮相，仅以《特区文学》为参照，十余年间，已经发现不少好的作品。《特区不浪漫》《吾人下海》《咸水淡水》等描写市场经济下都市人的理想价值的转变、精神状态的参差，颇能引人深思。但是，我们应该看到这里面的作品大多都是谈都市中一小部分人的生活，题材还是不够宽阔，同时也并不能反映当下都市的最理想的生存状态，仍有不少可挖掘的地方。“新都市文学”不能只满足于当下都市生态的描摹，而更应该关注城乡文化的交融、城乡生存环境的互补流通，将都市放置在更大的历史、现实和未来的时空跨度的场景中，这样才能有非常广阔的天地和持久的生命力。我认为，深圳作家王小妮的小说《一座城市的二十六个问题和回答》（《特区文学》2004年第5期）正是代表了这一努力的初期成果和美好未来。 这部中篇小说叙述了一群在深圳成长或者发展的青年，他们在城市里不同程度地获得成功，尽管也有苦恼缠身，却还是有滋有味地生活着，他们并不只是灯红酒绿的“小资”，作为新都市的主人，他们的思想并不狭小封闭，在进行自己事业的同时愿意走出去，在更广阔的天地里寻求更为壮丽的人生画图。他们有的作为志愿者到贵州支教，有的自费到延安采访，有的去农村搞产业开发，总之都是到贫穷落后的地方。在城市里为各种苦恼缠绕的年轻人们来到农村，却因为乡民的朴实、诚恳而得到精神的巨大振奋；同时通过对农民的帮助，对农民、农村有了新的认识，也对世界有了新的认识。正如有人所言，这种精神返乡的举动，使他们的生命重新获得了审美和伦理的价值。新兴城市不再是孤芳自赏的，不再是全部欲望的寄托所在，不再是生命步履过渡的码头，她再次成为新的精神探索的源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