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上个世纪五四时期以来，中国儿童文学经历了几次重要的艺术转型，五四时期儿童文学的“儿童本位”到三四十年代的革命主题，到五六十年代的现实主义和童心主义的合流，再到新时期的“儿童本位”的复归，儿童文学基本上摆脱了政治意识的控制而成为艺术化的创造。如果认真地检视百年中国儿童文学的发展进程，就不难发现这么一个事实：儿童文学作为中国现代文化和文学的一部分，尽管涌现了许多重要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作家与作品，尽管儿童文学在参与一代代新人精神塑造方面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具有一般文化产品所不具备或难以具备的社会价值，但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甚至一直遭受着被遮蔽与误读的命运。 就儿童文学在当代的文化处境而言，来自文学外部的忽视和轻看已不为奇，虽然1949年后其外部环境有明显改善，国家领导人多次指示要重视儿童文化和文学，政府有关部门和机构也开展了一些行之有效的发展活动，但由于传统的成人本位论和成人文化中心思维仍然占据着社会各群体的头脑且已成为社会文化深层积弊，儿童文化和儿童文学基本上是作为社会文明的点缀品出现的。最令人气愤而伤心的是，这个最可能建构少儿美好精神世界的文类，却遭受了来自文学界三个方面的夹击：一是文学史的误读与遮蔽。翻阅大学通用的几百种现当代文学史教程，几乎没有一家文学史论述与评介过儿童文学，更很少出现过“儿童文学”这个名词，就连冰心这样的儿童文学大师也只是被指认为“问题小说”作家，叶圣陶的主要成就也是儿童文学，可文学史却指认他为“农村题材小说”和“教育小说”作家，对他的童话创作成就要么完全忽略，要么一笔带过；而张天翼的《金鸭帝国》、《大林和小林》等童话不过为“政治讽刺小说”。在当代文学史的叙述中，对儿童文学的误读，则更是可笑。刘心武的《班主任》、铁凝的《哦，香雪》等本来是儿童小说，却被解读成了政治文化寓言；王安忆走上文坛并最早引起轰动的是她的儿童小说《谁是未来的中队长》，但国内最普遍采用的几个版本文学史对其介绍和评述时竟然没有提到这部作品；柯岩本来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儿童诗诗人，上个世纪50年代发表了《帽子的秘密》、《小兵的故事》等脍炙人口的儿童诗，但当代文学史竟然因为她写了《周总理，你在哪里》这样一首诗（被收进语文教材），而将其定性为“政治抒情诗诗人”。至于当代以来的儿童文学作家则没有谁进入过文学史。事实上，上个世纪50年代、60年代和70年代涌现的徐光耀的《小兵张嘎》、管桦的《小英雄雨来》、李心田的《闪闪的红星》等儿童小说和新时期儿童小说对于少儿精神世界的建构力量是非常巨大的。而80年代郑渊洁的童话和叶永烈的儿童科幻小说的影响也并不比一般的作品小。但各种当代文学史对上述作家作品都没有提及，更不用说论述了。就连拥有儿童文学学科的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的《新中国文学史略》都没有论述儿童文学，只是在书后附录的“当代作家小传”和“当代文学大事记”中有过几个儿童文学作家的小传和中国作家协会举办的全国第一届、第二届儿童文学评奖的记录文字。北大版《中国当代文学史》（洪子诚著）在论述上个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作家时，连曹文轩这样身居北大的重量级儿童小说家也没有提及。国内的几个当代诗歌史版本给成千上万个诗人都排了座次，却都没有论及儿童诗和儿童诗诗人。而标榜“民间立场”的上海复旦版文学史，连崔键摇滚这样的泛文学文本也被囊括进去了，却没有“儿童文学”作家和作品的介绍。目前在高校普遍采用的现代文学史教程即使偶尔提及儿童文学，也是简单地一笔带过（注：目前看，对儿童文学有专章论述的只有山东教育出版的《新中国文学五十年》（张炯主编），它是文学史的构架，可惜它印量只有1000册，也不是高校教材。可喜的是一些地域文学史没有忽略儿童文学，如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香港文学史》（刘登翰主编）有专节论述香港儿童文学创作，重庆出版社出版的《20世纪重庆新诗发展史》（吕进主编）有专章论述重庆儿童诗。）。值得深思的是，近两年当代文学界关于当代文学史“叙述”与“重写”的讨论非常热烈，但仍然没有人提及儿童文学应该入史；二是学科体制的轻视与忽视。儿童文学一直像“异己”一样被中国文学学科体制所排斥，尽管师范院校担负着培养中小学语文师资的教育职责，但师范大学中文系普遍不开设直接服务于少年儿童（中小学生）的儿童文学课，儿童文学学科几次被贬为“三级学科”，即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下的一个“方向”，以至于偌大一个中国，虽然拥有三亿六千七百万少年儿童，师范大学中文教育却无意顾及少儿的精神成长的需要（注：由于没有学科地位，全国大学中文系很少有儿童文学专任教师，目前全国只有北师大、浙江师大、上海师大和沈阳师大招收儿童文学研究方向研究生。目前在职招收儿童文学研究生的导师只有王泉根、陈晖、方卫平、周晓波、梅子涵、马力等六人。）！中文学科体制对儿童文学的遮蔽和压抑，直接导致了中小学语文教师儿童文学知识的缺失，也导致了中小学语文教材编写模式的“成人化”，而“成人化”则实际上就是“政治化”、“教条化”，于是，长期以来中小学语文教师无法进行儿童文学知识的传递，小学语文教材和中学语文教材很少见到契合儿童思维和心理的儿童文学作品，而大都是图解成人教育观念和政治意识的“非儿童性”文本；三是文学批评的遮蔽和误读。文学批评界长期以来对儿童文学怀有深深的偏见和误解，一些批评家不了解儿童文学，却爱对儿童文学和儿童文学作家进行无端指摘，如上个世纪80年代文学界和科学界对少儿科幻“伪文学”和“伪科学”的责难，就几乎将日益繁盛且广受少儿喜爱的科幻文学推向了死亡的胡同。郑文光气得精神受损被迫停笔，而叶永烈这样优秀的少儿科幻作家长期得不到重视。又如，前些日见到《文艺报》上刊有一署名文章指出：“动物形象”是“儿童文学无法承受之重”！认为“动物小说”不属于“幼稚的儿童文学”（注：具体可参见《文艺报》2004年10月26日刊发的朱宝荣《动物形象：儿童文学不能承受之重》）。其实，该文的作者根本不知道这样一个事实：像李子玉、蔺瑾、沈石溪、金曾豪、梁泊等以“动物小说”为主要创作文体的作家在艺术上是自觉皈依于儿童文学的，而且他们也自愿地加入儿童文学作家行列并以为儿童创作为乐事。而且，中国当代的“动物小说”的主要读者就是少年儿童，其出版也是少儿社出版，其所享受的文学声誉也是来自儿童文学界的，比如他们获的是儿童文学界的奖。再比如，当代文学史并不叙述他们，但儿童文学史却给予他们重要的位置，而且他们的作品基本上是儿童文学理论批评界在关注与评介。况且，他们并不像《旷野的呼唤》的作者杰克·伦敦等美国的动物小说作家那样并非是自觉地为儿童写作的。 正是在这种逼仄的文化空间里，中国儿童文学的建设者们毅然努力耕耘，在创作与理论批评方面取得了一项又一项重要成果。百年以来，儿童文学理论批评建设者概有四代：第一代是鲁迅、周作人、郑振铎、茅盾、郭沫若等，他们是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的拓荒者，不但亲自参与儿童文学创作实践，而且对儿童文学理论都有开拓性的思考，他们对儿童文学的思索缘于对儿童命运的关注和他们的启蒙思维；第二代是陈伯吹、鲁兵等，他们是新中国第一代儿童文学建设者，他们的创作基本上是沿袭前辈作家的“教育主义写作”，在儿童文学理论方面的思考主要是直觉主义的、经验论的；第三代是蒋风、浦漫汀、黄云生等，他们是儿童文学学科建设和教材建设的第一代人，主要贡献是开始招收儿童文学研究生、整理教研资料、编写教材、选编作品集为儿童文学理论批评后备力量的培养奠定了基础；第四代是王泉根、吴其南、汤锐、方卫平、班马、彭斯远、马力、朱自强、孙建江、周晓波等，他们是全方面推进儿童文学理论批评建设的一代，是真正走向学术前台，为儿童文学赢得理论声誉的力量。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他们大部分走进高校儿童文学教学岗位，致力于儿童文学研究与理论批评，在儿童文学史考察、儿童文学本体论建构、儿童文学比较研究、儿童文学地域研究和儿童文学批评方面都取得了重大的成果，使儿童文学开始拥有了理论批评的话语空间。 在上述第四代儿童文学理论批评建设者中，王泉根的学术贡献尤为突出，他以务实坚定的学术勇气和朴学求真的学问精神重绘了儿童文学的地图，开辟了中国儿童文学理论研究的新天地：首先是80年代初对现代作家的儿童文学创作和理论批评的研究和梳理，结出了《周作人与儿童文学》（浙江少儿版，1985）、《现代儿童文学的先驱》（上海文艺社，1987）等填补现代文学研究空白的硕果；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初，他与同龄的儿童理论批评家们一道致力于现代儿童文学研究和整理及儿童文学本体思考和现象研究，收获了《中国现代儿童文学文论选》（广西人民版，1989）、《儿童文学的审美指令》（湖北少儿版，1991）、《中国儿童文学现象研究》（湖南少儿版，1992）、《人学尺度和审美判断》；90年代中后期，他一方面继续致力于儿童文学思潮研究，一方面对当代儿童文学理论批评做了理性梳理，并对世界华文儿童文学创作进行了系统整理。先后编选了《世界华文儿童文学大系》（北京开明版，1996）和《当代中国儿童文学文论选》（接力版，1996）。以上著作中，《中国现代儿童文学文论选》和《当代中国儿童文学文论选》这两部编著几乎将中国近百年的儿童文学文论一网打尽，而且每篇文论后附一选编者的“砚边小记”，讲述了文论的背景知识并评价了文论的思想意义和文学价值，这两部书为儿童文学理论研究提供了一份最具权威性的参考文献，两者合一块可以说是一部写真式的、感性的、生动的、直观的中国儿童文学理论批评史；进入新世纪以来，王泉根的儿童文学理论批评也进入了佳境，在学科话语空间构建、儿童文学学科教育的整体思考方面又取得了惊人的突破。其学术著作《现代中国儿童文学主潮》（独著，重庆出版社，2000）和《中国新时期儿童文学研究》（主编，河北少儿版，2004）的出版，为新世纪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前者《主潮》是王泉根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时段儿童文学理论批评的集大成之作。该书“史、论、评”紧密结合，宏观研究和微观透视、文学史研究和作家个案研究、纵向的深入分析和横向的对比分析有机相联，多视角、多层次地审视中国儿童文学从传统向现代转换的内在机制和历史发展轨迹，探索了整个20世纪中国儿童文学发展的趋向和美学嬗变，勾勒了中国儿童文学的总体图景，显示出了作者理论和体系建构的能力和一个学者所具有的人文情怀和坚定的学术勇气。该书的上编“发展思潮论”重在以整体面貌从中国社会思想发展和儿童文学创作实绩来廓清20世纪文发展轨迹、审美特质以及各阶段所呈现出的不同时代特征。作者由五四时代先驱者的思想研究出发，看出了“一部儿童文学的全部历史就是从人的发现发生和开始的。”然后，从对中国传统儿童文学的考察开始，深入到历史内部，从中国政治结构的特点和世纪初的政治体制与思想体系的转换出发，求证于多方面的文学史料，探索“五四”时期“儿童观”的转变与中国儿童文学的现代转型，论述左翼潮汐与儿童文学“革命范式”、抗战时代与救亡主题的关系，考察1949年新中国建立以后，儿童文学在面临新的契机下所呈现的种种不同于现代文学的特质。他以1949年作为基本的时间划分点，看似很平常，但是，从分析的倾向性可以看出，王泉根敏锐地意识到1949年前后儿童文学发展的不同环境、不同特点。基于此，他写出了“十七年儿童文学的政治文化流脉”、“八九十年代儿童文学系统工程的建设”、“九十年代儿童文学的整体走向”等章节。但是，不管以什么为考察基点，王泉根认为儿童文学创作和儿童文学研究的标准只有一个，即“考察一种文学是不是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儿童文学，就是看它是否尊重儿童文学自身的特殊艺术规律，即是否考虑到读者对象——少年儿童成长发展进程中的年龄特征、心理特征、思维特征与接受特征……”。该书的中编“个案研究论”正体现了王泉根这一根本的研究宗旨。该编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上编的史论背后深厚的资料积累，应该说，他的每一个观点都建立在对作家创作的深入考察和对史论的准确把握之上。正是这长期不懈的积累与发掘，才形成他周密严谨、思想性和历史性融于一炉的理论体系。此编中，王泉根的理论分析能力得以充分展示，如他把张天翼的童话归结为“真”、“奇”和“幽默”的结合，即十分切中张天翼童话的本质；又如，他认为丰子恺散文的童心是“佛心”、“童心”和“诗心”的结合，这不但道出了丰子恺的散文本质，而且也揭示了丰子恺富于诗意的“童心”背后的精神维度和思想支撑点，“丰子恺作品中的童心思想是比较复杂的，可用本真层面、佛教层面及现代意识层面（即西方浪漫主义童心说）这三层来进行把握，而且此童心思想并没有使丰子恺选择消极出世、耽于遗世独立的生活态度。”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他以新时期中国儿童文学亲历者的身份对当代儿童文学作家们给以了热情关注，与描述现代作家们时的理性、深沉和充满沧桑感不同的是，在论述当代作家时，他带着一股迫切的激动和张扬，挥洒着自己的激情和心声，好像要把自己的生命也融入到文字中，真诚、唯美而又不乏思想家的深度。在评价作家班马时，他的字里行间显然带着欣赏和认同，和班马及新一代的儿童文学作家与研究者们一样，王泉根自觉地把自己的理论视野定位在“儿童审美、儿童思维、儿童哲学、儿童文化”上，努力实现与儿童心灵的沟通，体现儿童文学的本体意味。当他评论沈石溪“动物小说”、刘先平的“大自然文学”时，一种对于生命本体的关注和对儿童世界最深层的理解透射出来，他把它们理解为“一种人类生命意义的解读”，是“从自然的、精神的、心理的、原始思维与原生态的角度，关照儿童的（而不是成人的）生命存在状态与生命向力，……从人类整体生命的制高点上，为少年儿童提供生命力奔放与灵魂提升的艺术载体，重在自然人格、生命人格、原始人格的启悟与烛照，使儿童在走向社会人生命的同时葆有自然人生命的基因与力度。”这是生命与生命之间的对话，是一个学者的灵魂和中国千万个儿童的生命之间的对话，他深入到儿童最初的生命意识中去把握它们的存在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