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目前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研究有四大长线课题。所谓“长线课题”是指那些工程浩大，不可能靠几篇论文可以一蹴而就的，需要经过长期研究，不断积累，才能从量变到质变、显示文学史新的突破性的面貌的重大课题。 一是杨义提出的“重绘中国文学地图”的命题。在2001年8月，他在《中国文学的文化地图及其动力原理》中说：“我有一个梦想，就是希望画出一幅比较完整的中华民族的文化或文学的地图。这个文化地图是对汉族文学、少数民族文学以及它们的相互关系，进行系统的、深入的研究的基础上精心绘制的。这样的地图可以相当直观地、赏心悦目地展示中华民族文学的整体性、多样性和博大精深的形态，展示中华民族文学的性格、要素、源流和它的生命过程。”[1]（P87）在2002年，《重绘中国文学地图——杨义学术讲演集》出版时，他在《前言》中写道，他曾为起书名而踌蹰：“在汇编近10年间断断续续发表的这些学术讲演、学术问答之后，说实在话，我曾经为其长短不一，题旨参差的情形感到懊丧。懊丧之余，幡然省悟：这些左说右说的话都出自一人之口，折射着一个学人在艰难的不息追求中的某些内在学理逻辑，某种潜在的精神聚焦，这就是对中国文学史的固有写作模式来一番开拓性或革命性的反思，思量的结果，就是提出了‘重绘中国文学的完整地图’的学理性命题。”“重绘”的领域涉及到中国多民族的文学版图，同时也会涉及中国的其它文学新领土的发现。杨义在讲演中不止一次地强调过类似的话，这一个工程“它还处于起步或探索的阶段，还需要付出更艰巨的诚实而执着的努力。”[1]（P9）说明了这一课题的“长线性”。 二是钱理群、陈平原、黄子平在1985年提出的“20世纪中国文学”和1988年陈思和、王晓明提出的“重写文学史”，均可归类在“重写”命题之中，其意图是要对现代文学史的若干问题重作审视与科学评价。钱、陈、黄三位在1985年第5期《文学评论》上发表《论“20世纪中国文学”》一文的开端就说，提出这一概念就是“要把20世纪中国文学作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来把握”[2]（P11）。在1985年《读书》第10期的《关于“20世纪中国文学”的对话》中，他们又认为，“20世纪文学”的提出不光是一个文学史分期问题，还涉及“建立新的理论模式的问题”。黄子平特别强调：“在我们的概念里，‘20世纪’并不是一个物理时间，而是一个‘文学史时间’。要不为什么把上限定在戊戌变法的1898年而不是纯粹的1900年？如果文学的发展，到21世纪，它的基本特点、性质还没有变，那么下限也不一定就到2000年为止。”[2]（P31-32）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的物理时间虽然已到了2005年，但我们的总体格局还在“20世纪文学”的框架之中。在1988年第4期的《上海文论》上，陈思和和王晓明提出“重写文学史”的问题，此后在《上海文论》上每期发表两篇对“五四”以来的一些重要作家与作品和重要文学现象进行重新评价的文章，引起学界较为强烈的反响。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之后，陈思和在1989年《文学评论家》（济南）第2期上发表了《关于“重写文学史”》一文，重申在“重写”中要建立现代文学史的整体观，“要从材料出发，尊重客观存在的科学性”，“倡导一种在审美标准下自由争鸣的风气”，而其总的宗旨是要求更新以往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模式与结论，他特别指出“‘重写’是每一个文学研究者的责任”，这不仅显示这一课题的“长线性”，而且也提出了研究的“群体性”问题。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这一课题已经提出了近20年，但我们还在“现在进行时”中。 第三，章培恒在1999年2月6日在《文汇报》的《文艺百家》上发表《不应存在的鸿沟——中国文学研究中的一个问题》，提出文学史研究必须填平古今鸿沟的问题：“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与现代文学研究至今仍被作为两个并列甚或平行的学科……实在是害处多而并无好处的，当前已到了必须填平这鸿沟的时候了。”进而，他主持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设置了“古今演变”这一“研究方向”。“古今演变”与“古今打通”的提法还有所不同，“演变”就不仅仅是个打通的问题，它涉及两个方面的内容，即“影响研究”，研究古代文学的优秀传统对现代文学有哪些影响，而现代文学又有哪些创新与发展；还有是“转型研究”，即中国文学是怎样从古典型演变发展为现代型的“过程研究”。章培恒在文章的结尾中说：“有人也许会说：古代文学本身的研究还没能打通，哪里谈得上打通古代文学与现代文学的研究？确实，到今天为止，古代文学研究者所从事的往往是断代的研究。但因处在同一个学科之内，这种断代研究经常是相互交叉的。例如，有的研究先秦两汉文学，有的研究汉魏六朝文学，有的研究六朝隋唐文学，等等，把研究者的成果综合起来，我们仍然可以较具体地了解从先秦到清末的文学发展过程以及这一过程中承前启后的线索。而古代文学研究与现代文学研究是两个学科，前一个学科的终点是后一个学科的起点，不存在上述的交叉情况。于是，研究古代文学到现代文学的发展过程及其间的种种复杂关系，既非前一个学科的研究者能力所及，也非后一个学科研究者所胜任，只好大家都不管。而如能把这种两个学科的格局打破，纵然仍用断代研究的办法，也可把明清与现当代文学综合起来研究。”中国数千年的文学史的长河确实太长了，即使再过一个世纪，我看断代研究还是需要的。统一在“一个学科”中而采取“断代研究”的方法是可行而有益的。而陈思和在上面提及的《关于“重写文学史”》一文中也对现代文学史作为二级学科这一点提出了质疑：“在50年代，中国现代文学史是与古典文学、世界文学等学科并存为二级学科，这对发展推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来说无疑是很有意义的。可是平心而论，现代文学是否具备古典文学、世界文学所拥有的那么辽阔的时空范围以及那么丰富的审美内涵？……但从它的实际状况来衡量，充其量也只是如‘先秦’、‘唐宋’、‘明清’等断代文学一样，作为‘20世纪文学’或者‘民国以来文学’这样一门从属于‘中国文学史’类下的学科。而之所以现在要把它抬举到古典文学相比肩的地位，实在是出于50年代初期革命传统教育的政治需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