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审美文化的大众化与感性化，循迹而至的是批评话语的大众化与感性化，并且有愈演愈烈的汹涌之势和大众狂欢的迷乱。事实上，否定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的传媒批评的存在，否定传媒批评对学理批评的挤压与鲸吞，否定传媒批评对文化消费主体的诱惑、献媚及对文化消费主体的牵引，这都是不明智的。“存在就是合理的”、“面向事情本身”（海德格尔语），正视传媒批评的存在与张扬，廓清传媒批评的审美品质，厘清传媒批评的生成机制，才是亟待解决的命题。 一 喧哗的质疑：扒开传媒批评的皮相 所谓传媒批评，或者说是媒体批评，一般是指由大众传媒展开的文艺批评，是依附于现代传播媒介的文化权力和文化主导地位而渐成气候的一种新的批评话语。传媒批评的突起，拉开了文艺批评话语转型的序幕。作为一种文化现象，传媒批评引起了越来越多的关注与探究。 从2000年始，便不断有人著文对传媒批评提出质疑与批评。2001年，除报刊发表署名文章评说传媒批评外，一些文艺单位还召开有关传媒批评的专题研讨会，从而把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的传媒批评更加显豁地展示在文化消费者的面前。在众声喧哗当中，有几篇文章是颇值得关注的。例如，艾春的《传媒批评，一种新的批评话语》（载于《文汇报》2000年3月18日）、洪兵的《期待健全的媒体批评》（载于《文汇报》2000年3月18日）、萧云儒的《质疑“传媒文艺批评”》（载于《文艺报》2000年12月7日）、陈冲的《论“文学批评传媒化”》。特别是萧云儒的“质疑”，对所谓的“传媒文艺批评”进行了刮骨剔肉的剖析。萧文认为，“传媒文艺批评”既对科学评论形成挤压和蚕食，又对民族文化心理和社会审美心理造成冲击和侵害，这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转换批评主体，窃取评论话语权；转换价值标准，用评论制造新闻热点；转换评论目的，理性阐释成为文化消费的广告；转换心理认同，诱使文艺评论和社会欣赏失足。并指出，“传媒文艺批评”的张扬，实质上就是西方所谓的“媒介帝国主义”的视域的一种权力延伸与绵延。 值得一提的是2001年第3期的《南方文坛》，在李敬泽主持的“今日热谈”专栏，发表了陈晓明的《媒体批评：骂你没商量》、静矣的《媒体批评与学院批评》、崔红楠的《穿过我的网络你的手》。三人的文章从各自不同的角度评说了具有当下性的文坛热点——“传媒批评”。尤其是陈晓明的“析骂”，颇有一针见血之犀利。陈文认为，“媒体批评”就是“发表在报刊杂志上和互联网上的那些短小凶悍的批评文字”。并进一步认为，媒体制造的各种奇闻轶事构成了文坛的主流热点和趋势，一方面媒体霸权正在以惊人的速度扩张，一方面学术批评还在走向没落，甚至走向“媒体化”。批评的主导趋势不再是强化学术品质和理论含量，而是变成一些消息、奇闻、事件和无聊的叫骂，似乎不骂就不叫文学批评，不骂就没有责任感，不骂就不能拯救文学。 在有关“传媒批评”的批评话语甚嚣尘上的时候，北京市文联研究部于2001年6月14日至15日在天津举办了“网络批评、媒体批评与主流批评”的研讨会。该研讨会的议题先遣地把网络批评从媒体批评中剥离出来，正式提出了所谓的“三种批评三分天下”（即“网络批评”、“媒体批评”和“主流批评”）的命题。其中陈晓明把媒体批评的特点归纳为新闻性、事件性、随机性、暂时性、青年性、亚文化性和攻击性等；白烨把媒体批评的特点概括为复制性、事件化和“酷评化”，认为当下文艺批评的症结主要在于媒体批评的扩大化与文学批评的媒体化。 上述喧哗的质疑是及时的，也是值得肯定的，但又是一种非理性的虚妄。毕竟“批评的传媒化”已是不争的事实，如果批评家连这个起码的事实都不承认的话（实质上仅有这个承认是远远不够的），这只能泄露批评家的“讳疾忌医”和在引导传媒批评向“健康的批评”渡化的“无能”。也许我们真应该撩开传媒批评的七彩面纱，探究它生存拓展的审美之维。 二 冲动的纠偏：穿越理性的屏障 当主流批评媚态十足地蜇进意识形态、政治话语的狭小胡同，学理批评故作高深地躲进穷经皓首、引经据典的学院阁楼时，感性化的传媒批评却恰恰迎合了后现代主义与消费主义的文化语境，依凭着现代传播媒介的文化权力和读者对感性之维、游牧文化的回归，占据评坛中心要津而张扬感性十足的话语霸权。这正如捷克著名的小说家米兰·昆德拉所说的：“小说越来越掌握在大众传播媒介的手中……它们在全世界散布同样的简单化和老一套的东西；而这类东西很容易被绝大多数人、被每个人、被全人类所接受。……这种精神与小说的精神是水火不容的。”[1]同样，文艺批评也同样“越来越掌握在大众传播媒介的手中”。 从整体上看，“传媒文本”重感性介入与感官刺激，轻理性阐释与诗性价值，同样，传媒批评也在所难免。从价值标准来审视，学理批评强调的是作品的认知价值、人文价值和审美价值，强调的是公正评断、深刻挖掘、辩证分析。传媒批评强调的是作家、作品的新闻价值，为了抓住时效，抢滩市场，哄抬舆论效应，其表述与言说常常快速而肤浅、片面而极端、大惊小怪和哗众取宠。于是“哥们”、“戏说”、“棒喝”、“枪挑”、直至“灭了他”的语言也在评论界流行了，真是“语不惊人死不休”。最为典型的莫过于轰动一时的“二王之争”、“二余之争”、“二宝贝之骂”以及王朔的“炮轰”、“我看”之类的“无畏之言”……但令人奇怪的是，正是这种受正统的批评家们所鄙视的传媒批评，却得到了受众的广泛认同与欢迎，在文化消费市场中割据了很大的地盘。那么，这种悖逆是如何生成的呢？简而言之，都是理性惹的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