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20世纪90年代初“红太阳”歌曲专辑在音乐市场上的出现和迅速流行，早已在文学阅读市场上沉寂多时的红色经典，突然又勾起人们对历史往事的记忆，文艺市场上涌动着一股强劲的红色经典热。起初的文艺评论界并没有对此做出及时的分析和评论，直到红色经典改编热潮一拨又一拨地在电视荧屏和书刊报摘上大行其是后，关于红色经典的学术争论又沸腾起来。本文无意加入这种争鸣的热闹中，只就红色经典热所揭示出来一个隐性问题进行探讨。那就是，在已过去的一段历史时期里是什么造成了红色经典的阅读沉寂？今天又是什么原因推动了红色经典的再度走红？ 一 创作于建国初期的红色经典曾在问世后便点燃起了大众阅读的激情，但随着“文革”的结束就仿佛燃尽了蜡油，熄灭了的灯火，陷入沉寂之中，很少有人问津。本文从文本自身、话语背景、文艺市场等方面对这种阅读沉寂的分析，可以用四个词语来概括，那就是：盲视、审视、漠视和轻视。 （一）盲视：红色经典的文本缺陷 关于红色经典的认识，一个无法否认的事实是，红色经典自身存在着题材和性格简单化、情节和叙事公式化等艺术缺陷。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社会运动背景下，文学创作实践所遵循的，是被狭隘化、主观化、教条化了的阶级斗争哲学观念和定义规范。“尤其是当作家们思维的焦点落实到现实关系中的人上时，这种缺憾便迅即导致一种思维和操作的简化倾向。即往往将人仅仅定位在政治（阶级）属性上，将具有无限丰富性的‘人’机械地简化为阶级的符号”[1]。在红色经典中，作家也往往以阶级差异来塑造人物，人物形象因阶级出身而泾渭分明。判断人物是革命形象还是反动形象，是正面形象还是反面形象，看一看他的阶级属性就能一目了然。先进与落后也并不在于个人对事实和真理的认识深刻与否，而是由其与社会政治的距离、对具体政策的态度差异来规定。在这种人物阶级出身论的标准与操作原则下，小说中的人鲜有自己的个性特征，人物的话语表达刻板地体现出“什么阶级说什么话”的先验规定，性格刻画也只能是附属于人物的阶级属性。语言与思想的表达，性格与行动的刻画，都基于自身的社会阶级基础，也都“合乎”自身阶级属性的规定，人物成了阶级的代表和化身。因为出身贫农，所以马老四、刘雨生、梁生宝们能吃苦耐劳、大公无私、境界崇高；因为出身中农，所以弯弯绕、菊咬筋、糊涂涂等，注定要带着自私、顽固、盲目等特征；施展阴谋诡计的则肯定是富农出身；至于为非作歹、疯狂破坏、穷凶极恶的则肯定是地主阶级了。而且，在对历史进程和历史事件的“真实记录”和“现实反映”方面，也表现出一种历史盲目性。这突出地表现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某些热情反映农业合作化过程和农村现实斗争生活图景的“红色经典”中。正是“红色经典”所代表的这种机械反映、盲目追随的现象，强化了读者对其“反面认识价值”的阅读感受。 （二）审视：“文革”后文艺反思与新思潮冲击下的文艺再评价 造成红色经典断代阅读，与“文革”后文艺界对文化大革命的反思和20世纪80年代后兴盛的文艺思潮不无关系。 正如前面所述，文化大革命结束前这一时期的文学创作，在国家强制意识和作家自我意识下，文学作品自觉或不自觉地靠近国家社会话语体系，文学的政治性比较明显，阶级斗争工具的意味也比较浓厚，从而成为了国家意志的代言人，出现了文艺创作为社会政治服务走向某种极端化的倾向。“文革”结束后，在对文化大革命出现的极左思潮的历史反思及文艺界对红色文学和革命样板戏的反思中，也出现了某种盲目和武断结论，似乎“文革”及其以前出现的事物都带上了极“左”的影子。“新时期以批判‘四人帮’的‘文艺黑线专政’开始，可是，最终却同样地陷入了另一种‘文艺黑线专政’的思路”[2]。红色经典和其它艺术被当作极“左”政治的文学化身，成为新时期文艺批评的对象。 应该说这种批评之声是和新时期兴起的西方文艺思潮热紧密联系在一起的。20世纪70年代后期以来文学观念发生了很大变化，对于文学作品的评价标准与以前大不相同，甚至可以说截然相反。在新的批评理论面前，以前文艺理论和批评中那种国家话语的姿态正是他们要竭力消解的对象，个人解放取代了民族解放的政治口号，人道主义、人性化成为一种新的批评话语标志。红色经典中以集体主义、国家救亡、民族解放、牺牲个人等为标志的理想、信念、价值观念成为了新时期文艺批评“口诛笔伐”的焦点。如果说在鲁迅看来，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书中到处只写着“吃人”二字，那么新时期批评者则认为，红色经典及其那个时代创作的作品则恰巧是“缺人”，“翻看整个红色经典，什么都发现了，就是没有发现个人”。在这种否定性的反思和人性话语的笔伐下，“红色经典”在很大程度上成了文艺批评的反面教材。 （三）漠视：当代文学史教育与研究的断裂 一个时代必然有一个时代的文学史。然而对于中国20世纪文学史而言，较之于20世纪初的文学启蒙与救亡和20世纪80年代后的文学多元化，建国后和“文革”时期的文学历史，则处于一种比较模糊的状态。文学史教程中习惯性地用人文启蒙精神将新时期文学与“五四”文学拉上“直通车”，而将“十七年文学”和“十年文学”遗留在原地孤立起来。大学的文学史讲授中，也常常把“建国后初期和文革十年”这一段历史心安理得地粗略介绍或省略不讲，认为这个时期没有优秀文学作品因而也没有文学史，这样“当代文学”就出现了断裂。就接受文学史教育的学生来说，对这一时期作品的艺术价值和创作水准存在着疑虑，他们潜意识地对这段时期的文学抱着一种漠视的态度，尽管他们并没有深入到文本中细读。20世纪的文学研究领域，同样也存在着对红色经典等当代文学研究视域的漠视。“现代文学对当代文学构成学科优势”（张颐武语），研究红色经典，显然是有些不识时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