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作品和雅文学一直被界说为文学的基本外延，正是它们集中体现着文学内涵，即所谓“文学性”。但在当代社会，这种文学观已越来越受到挑战，尤其是文学经典已经受到质疑。在西方的女权主义、后殖民主义看来，大学课堂上的经典作品，绝大部分都是一些死去的、欧洲的、白人的、男性的作品，文学经典只不过是权力话语的建构。在中国的大学和中学里，情况也同样如此，但显得更复杂一些。所以，一切文学经典必须经受文化研究的批评和检讨。 文化研究对于推动文学经典问题的深入讨论是有积极意义的。文化研究在西方一直发挥着某种解放政治的功能。近几十年来，西方保守主义政治在英美乃至欧陆一直占据主导地位，保守主义思潮在市民社会中也相对高涨。保守主义主要的兴趣并不局限于已获得的巩固的政治领域，而是进一步扩展至“宗教、艺术、学术、家庭、乡村、朋友、音乐、乐趣和义务”（注：斯克拉顿：《保守主义的含义》中译本序，王皖强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版，第4页。）。在欧美，基于自由主义立场的思想和文化派别，也普遍地出现“向右转”的趋向。作为激进政治运动的一部分，文化研究试图打破保守主义所崇奉的经典及其标准，冲破校园内、学界的保守主义思潮及其文化思想的垄断。从整体思想立场上，我们往往容易认同激进政治运动，但是必须承认，这种文化政治运动在欧美学界一直都不是主流。尽管他们的泛政治化战略在局部上也取得了一定成果，比如“身体政治”和“权力话语”等口号喊得震天响，但他们许多思想的锋芒往往都无可挽回地淹没在文化资本化和学术商品化的大潮中。同时，值得注意的是，激进化和泛政治化的姿态往往伴随着一定程度的虚无主义。以鲍德里亚为例：在当代西方，鲍德里亚的思想极为深刻、新锐和激进，对当代西方消费社会和消费文化的批判力度不可谓不深，但美国学者道格拉斯·凯尔纳批评鲍德里亚为近乎所谓“赛博妄言”（cyberpunk）类的科幻小说家，并且其理论概括往往是“一种平面的、无深度的、肤浅的传播狂喜，在这种传播里，图像与话语都是在超级现实的空间中流通的，失去了与现实的一切联系……并且是在一种愈来愈隔绝于现实与日常生活苦难的超级理论空间中飘浮和变异着的”（注：道格拉斯·凯尔纳：《媒体文化——介于现代与后现代之间的文化研究、认同性与政治》，丁宁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546页。）。凯尔纳鼓吹“判断的文化研究”，其判断也并非不可商榷，但在一定意义上却真切地描摹出鲍氏思想在革命姿态中显露出的某种僵硬、虚无和悲观，思维和方法上的极端，以及对当代社会理解的简单化。 文化研究从种族、地域、性别等等新的立场和视野，去质疑和重新审视文学经典的标准和教科书所形成的规范，其发现问题、激进批判的思路具有很强的启发性。但文化研究也不是铁板一块，其内聚的冲动和精神，展现的方法和思路，以及其影响和功能都是需要具体分析的。文化研究的着眼点主要在当代流行的大众文化，其研究方法注重调查和量化归纳，其跨学科视野往往把焦点从文学转向大众文化和日常生活，漠视审美、情感、想象和个性，因而，也容易使文学研究“空洞化”，甚至完全与文学无关。具体到文学经典问题的探讨，当前引入中土的文化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凸显了传统意义上的文化和文学经典变迁的事实。在当代社会，随着文学的地位和影响的变化，人们日益感受到文学的外延及其“文学性”内涵的震荡和动摇，而这必然反映到文学研究中。 就客观方面而言，形形色色的大众文化产品，日渐强劲的通俗文学，以及新媒介方式支持下大量涌现的文学新样式，冲击着人们对文学的传统理解。首先，在西方社会，包括侦探小说、间谍小说、科幻小说和探险小说等在内的大众文化生产日益繁荣，并且与电影、电视等大众传媒一起发展，形成了巨大的文化产业，到20世纪下半叶已经完全产业化、体制化。在当代中国，这种大众文化的生产和消费机制也在逐步地发育和生长。不仅如此，中国特色的言情小说、武侠小说、世情小说和黑幕小说如今也在娱乐的旗帜下迅速发展；各类流行读物、大众散文和青春文学（注：青春文学的突出体现，可以新世纪以来“新概念”作文大赛扶持和培育下的青少年文学为代表。）也推举而出，并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生产和消费机制。其次，在大众传媒和市民趣味的共同培育下，过去理解为“副文学”的各种题材，比如城市民谣、民间笑话，乃至中国特色的内幕文学蓬勃发展，并与现代文学传统中的“纯文学”形成相互竞争、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的关系。其中，一些通俗文学甚至和大众文化合流一处，以先锋、狂欢的面孔出现，对传统的雅正趣味进行戏拟、挑衅和颠覆。再次，现代通信和网络技术支持下的数控意象已经开始全面介入当代民众的生活。数控意象的最大特点在于将文学整合进视觉化和电子化的文化产品中，比较突出的是各种形式的摇滚唱词、饶舌乐语、广告文辞、网络交际辞、手机文学和FLASH文学等。这些“新”文学90年代以来迅猛发展，其媒介形态的新面孔和信息传播的新方式，对广大民众的时空观和价值观形成日益强劲的冲击。 有学者将这种通俗化、大众化、市场化、产业化、电子化、数字化，乃至时常以先锋面孔涌现的文学，形容为“大众文化压路机”（注：昂热诺：《问题与观点：20世纪文学理论综论》，史忠义等译，百花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45页。）。上述这些情况能否用大众文化来概括，或许可以商量，但用“压路机”这个比喻来描摹这些新风潮对传统书面文学经典的影响，却是准确、贴切、具有冲击力的。文化通俗化、文学影视化、经典快餐化，确实使当代文学的现状与过去那种经典主导文学格局的状况判然两分。而当代社会广大民众阅读构成的变化，确实也说明传统意义上的经典已不易被广泛接受。有学者把这种情形称为文学的“非中心化”和“非经典化”，这种概括是准确的。在当代社会，文学确实不再单纯以传统经典的形式出现，文学愈渐与其他艺术互渗沟通，人们对文学的接受日渐多元化，对文学的理解也逐渐扩展了（注：温儒敏：《文学史的视野》，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65页。）。在这种情况下，人们过去所习惯的、耳濡目染的文学及其经典必然会受到挤压和疏远，因此，对传统的文学制度所认可的“文学”的概念及其“经典”的标准进行反省和调适也是必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