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516.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504(2005)02-0103-06 一 文学批评有着长期被忽视的历史。 文学批评真正从创作的遮蔽下显现出它的存在，还是近百年的事情。有趣的是，它是在为“文学”获得独立地位的阐释过程中将自身凸现出来的。 西方学者为确立文学艺术的独立自主性寻找理论依据，并为它制定规则、范式的努力是从近代开始的。18世纪中叶，在艺术、美学、文学等不同层面中几乎同时出现了标志性的成果：关于艺术的观念，开始使“艺术”这一概念与自古以来具有的“技艺”内涵分化，赋予现代的审美意义。可见的最早文献是1747年查里斯·巴托的《论美的艺术的界限与共性原理》[1](P15)；在美学领域，开始将美学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建构具有自己的范畴、命题、组织结构的理论体系的努力以1750年鲍姆加登出版他的著作《美学》第一卷为标志；而在文学领域，英语中用来表达现代含义“文学”的词“Literature”和其它欧洲语言中相似的词直到1800年前还是指的“著作”，或者“书本知识”。1800年，法国的斯达尔夫人发表的《论文学与社会建制的关系》，被认为是把“文学”确定为想象的作品的现代含义产生的标志[2](P22)。文艺学、美学领域里的这种为文学的独立性寻找理论依据的批评理论自觉不自觉地暗含着一种意识形态方面的要求。这种要求被德里达后来一语道破。他指出，现代的文学观念要求文学有自己的建制，这个“虚构的建制”要求有讲述一切的权力，允许摆脱规则，怀疑自然与制度、规则、历史之间的传统差别。所以，“在西方，处于比较现代形式的文学建制是与讲述一切的授权联系在一起的，无疑也是与现代民主思想联系在一起的。不是说它得其所哉地依赖于民主，而是在我看来，它与唤起民主，最大限度的民主（无疑它会到来）的东西是不可分割的”[3](P4-5)。从文学观的基本范式看，西方从古希腊直至20世纪初这样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尽管其间出现了古典主义、现实主义、自然主义、浪漫主义、新柏拉图唯心主义等等文学思想流派，但它们都没有超出一直占主导地位的对文学认识的核心的观念——“再现”。“文学文本‘再现’某种物质的或精神的、头脑里的或社会的东西，这种观念似乎已经不证自明”[4](P1)。这种传统的“再现”理论模式无论是强调对现实生活的模仿，还是对作家主观精神世界的再现，都与社会现实生活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这使文学批评与社会现实批评杂处在一起。由此，批评的权威很自然而且很容易地被政治权威所派定。而“文学”观在新理论的阐释下发生的突变，使人们开始注意到批评理论自身对文学的意义。 在20世纪，一个又一个文学批评理论流派在建构文学的“内部”体制过程中出现，试图在一个具有排它性的理论基础之上建立起独立自主的文学学科。俄国形式主义把文学批评研究的目标设定为使文学成为文学的原因，即“文学性”。在他们看来，这个原因存在于文学作品的形式和语言结构。因为文学作品产生文学性的原因在于用特殊的手法使词语、语言秩序造成陌生化效果，从而使文本被感受为艺术作品。因此，文学只是“作为手法的艺术”，只与一般的文学有关，而与作者个性、作者的想象或意识内容无关。他们令人吃惊地宣布，文学不仅独立于作者和读者，而且独立于现实生活及其一切屑于意识形态的东西。俄国形式主义的工作体现了文学批评由以作者为中心向以作品为中心的转移，由传统的意识内容为中心的批评向以形式为中心的转移。新批评理论以“意图谬见说”切断作品与作者之间的关系，又以“感受谬见说”切断了作品与读者之间的关系。文学批评就成为对作品文本本身的封闭式阅读。他们吸取了语义学批评的理论，把批评的任务设定为对作品语言作语义学、修辞学的阐释，发展出诸如语义、复义、语言的张力、含混、反讽、象征、隐喻等一系列批评范畴。新批评这种以文本为中心的形式主义文学观40、50年代在英美文学领域占统治地位。结构主义诗学意识到以文本为中心的新批评理论的无根性，把文学作品切割成无关联的片断作琐碎的语义分析，无助于对文学的整体阐释。作为新批评理论批评前提，被认为是客观地规定着意义产生的文学“传统”、共时性的文学系统没有在新批评那里得到应有的揭示，而只是被设定为先在于具体批评的客观规定性的东西。结构主义诗学对新批评的反拨是将个别文学作品与所有文学作品联系起来，把文学看作一个整体。他们认为，孤立地看个别的文学作品，只能看到文学的多种可能性中的一种。所以，应该把文学批评从对个别文本的关注上转移到文学的整体上来。用历史的、整体的眼光看文学，就能够发现局限于个别文本中所看不到的东西。但是，结构主义诗学视野中的文学，只是以结构形式组织起来的文学。他们在文学系统中要找的是使文学作品产生意义成为可能的程式，而不关心意义本身。他们由此发现了语言结构、心理结构和社会结构等不同层次的结构。与新批评不同的是，结构主义把批评的中心由个别作品转向整个文学系统，由对个别意义的关注转向对类型的关注，由对文本作语义学、修辞学的理解与阐释转向对产生意义的结构程式的批评。但是，从把文学作为一个封闭的独立自足的语言系统，仅在其中寻找意义产生的程式，把结构作为批评先在的最终提供意义可能性的前提等方面看，结构主义还是对形式主义批评的延续。接受美学作为文学批评理论的新范式，出现在20世纪60年代后，使西方文学批评中又有了读者中心论。他们的观点是，文学作品在没有被读者阅读时，只能是一个潜在性的存在，只有读者的接受才是现实的存在。真正的文本只存在于读者阅读过程中。文学文本并不具有固定的所指，读者的“文学能力”和“阅读期待”对意义的产生起关键作用，因为意义是阅读的结果，取决于读者按照什么样的文学原则去阅读。接受美学恢复了文学作品与人的关系，却只局限于读者，把客观性只建立在共同的文学经验基础上，而且仍然与现实生活相分离，成为以读者为中心的形式主义文学批评理论。解构主义批评理论反对给一种假设的前提赋予绝对的权力，把对文学的理解建立在先验的抽象规定上去。认为过去的文学批评理论采取这种思维方式都是建立在西方形而上学哲学传统基础上的，而一部作品或者文学批评实际上决不会完全被这种“形而上学臆说”所支配。当“形而上学臆说”支配文学批评时，就会发生形式对内容的缩减，使文本简化为某些设定的东西。而阅读需要的是激活作为简化基础的那些非逻辑的、非概念的种种动态关系。解构主义的这些主张，取消了为文学设定某一先在的形而上学的抽象前提的合理性，给文学提供了从这些设定的前提所规定的自我封闭的领域中解放出来的可能性。德里达把文学建制称为反建制的建制，保持了文学的开放性。但是，在批评实践中，解构主义只是从文本语言的分析颠覆结构主义批评的理论根基，仍然没有完全跳出形式主义的窠臼，没有真正恢复文学批评与现实存在的沟通。20世纪西方现代文学批评理论在这种否定之否定的发展过程中的不断深化，至中后期，合规律地出现了文学与历史重新沟通的文学批评理论，开始向历史—文化批评转型。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后殖民主义、新历史主义等批评流派都成为这种新转型的代表。20世纪里各种西方文学批评理论流派风涌而起，各种文学思想的百家争鸣，越来越使人意识到批评方法本身给人们认识文学带来的巨大影响，文学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对批评理论本身高度注意，批评被置于文学中思考的现象，20世纪因此被称为批评的世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