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109.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5072(2005)01-0046-08 在华裔美国文学被命名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华裔美国文学一直是被湮没和忽略的。华裔学者林英敏(Amy Ling)在《这是谁的美国》一文中就对此质疑，“为什么我所为之奋斗的文学事业中竟没有一个非白人作家。我的教授和同事们都认为任何一个有色人种所写的东西都是毫无价值的……他们说，如果有价值，它们就会像乳酪一样‘升到上面’，大家自然都会知道。现在我逐渐意识到，哪些可以‘升到上面’完全取决于谁来提升，书籍不会像乳酪那样自己升起来，一些是被提升的，而另一些则被忽略了。”[1](P4)事实上，华裔美国人在美国的历史上一向也是被“消音”(silenced)、“灭迹”(erased)的。从历史上看，华裔美国文学的诞生与命名，与美国20世纪60年代的民权运动紧密相连，因为在此之前，虽然有华裔美国人的写作，却没有华裔美国文学的命名，没有轰轰烈烈的对华裔族性的追寻和华裔美国人文化身份认同的探讨。 美国民权运动树立了多元文化主义(multiculturalism)在美国文化中的主宰地位。多元文化主义不仅唤醒了美国非洲裔、美国土著、美国墨西哥裔等少数民族的族性意识，同时催生了亚裔美国人作为亚裔的族性意识，引发了60年代末至70年代的“泛亚运动”(“Pan-Asian Movement”)。（注：“泛亚运动”指的是20世纪60年代末期到70年代初期，以华裔、日本裔、菲律宾裔等为首的亚裔美国人为争取自己在美国社会的地位而广泛联合所有亚裔进行的一系列政治、文化斗争。）“泛亚运动”凸显出亚裔美国人作为一个被内部殖民少数族裔(“internally clolnized ethnic minority”)的生存语境，暗示在以白人为主流的美国社会，来自亚洲的少数族裔联合团结、共同争取族裔身份的重要性。作为“种族政治”的有力工具，亚裔美国文学在这一阶段有了自己的命名，在美国文学中占据了一定的地位，并获得了长足的发展。由此可见，亚裔美国文学的命名具有浓厚的政治意识形态，从命名之初就打上了深深的种族文化烙印，作为亚裔美国文学重要部分的华裔美国文学同样如此。 三十多年过去了，亚／华裔美国文学的发展远远超出了一般读者和研究者的期待视野，引发了族群内外一波又一波的文化、文学的论战，从而形成了以族裔、文化、性别身份问题为主要观照的华裔美国文学批评。涌现出了以赵健秀(Frank Chin)、陈耀光(Jefferey PaulChen)、徐忠雄(Shawn Hsu Wong)等为首的“亚裔感性”或“华裔感性”的倡扬者；以金惠经(Elaine H.Kim)、林英敏(Amy Ling)、黄秀玲(Sau-ling Cynthia Wong)、林玉玲(Shirley Lim)、张敬珏(King-kok Cheung)、骆里山(Lisa Lowe)等从族裔、性别、阶级的共同关注出发的反本质主义身份论者；还有在“全球化”和后现代语境中族裔身份的“去领土化”(deterritorialization)和“去国家化”(denationalization)的倾向，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离散理论。而这些立场和主张并不是呈线性推进的，而是一种“众声喧哗”的共生态势，体现出华裔美国文学批评理论的驳杂、多元。 本文将立足于近三十年来华裔美国文学研究状况，对其不同批评派别作出综合考量，并对华裔美国文学发展的现实，作出自己的价值评判。 一 从1970年代开始，华裔美国评论家赵健秀、陈耀光、徐忠雄等为首的华裔男性作家群就发出了亚裔美国身份政治的先声。他们率先开始钩沉、展现华裔美国人在美国长期被湮没、被消音的历史，把以往湮没的华裔美国作家、作品挖掘出来，赋予应得的地位，并从历史上的创作实际出发，进一步梳理、建立亚裔美国文学传统，先后编辑出版了《唉呀！亚裔美国作家选集》(Aiiieeeee!An Anthology of Asian-American Writers,1974)和《大唉呀！华裔与日裔美国文学选集》(The Big Aiiieeeee!An Anthology of Chinese American and Japanese American Literature,1991)。 赵健秀等人的宗旨是要通过展示亚／华裔在美国生活一百多年以来的生活真实，表达其被“亚洲和美国双重排斥”的痛苦经历，“宣称美国是自己的家”。[2](Pviii)在他们看来，华裔祖先一百年前就出现在美洲大陆并参与美国开拓、建设的历史，这就足以证明华裔在美国生存、发展的合法性。由此，他们把在美国出生和成长作为定义亚／华裔美国人的重要根据。在他们所编辑的选集中，只收录土生土长的亚／华裔用英文写作的作品。同时，他们声称华裔美国人既不是中国人也不是美国人，而是具有特定文化传统和族性意识的族群。其衡量的标准就是是否具有“亚裔感性”(Asian American Sensibility)。 对于何为“亚裔感性”，赵健秀、陈耀光等并没有给出确切的定义。但在其1972年给《桥》(Bridge)杂志编辑的信中，赵健秀曾因人们把自己混同于来自香港、台湾的新移民而气恼地说：“……我为把我与黎锦扬、林语堂或其他有着完整的中国身份的华人联系在一起感到莫大的羞辱……我们不是可以互换的，我们的感性是不同的”。[3J(P30)在赵健秀看来，华裔美国人和华裔移民是不同的；他坚信，出生、生长在美国是具备“亚裔感性”的主要条件。由于接受了美国传媒对亚洲人及亚洲文化的错误表征，赵健秀拒绝认同自己的血缘文化之根：“我不是逃避移民，我只是陈述我不是中国人的事实。正如我不逃避白化病人、大象、矮子、侏儒，但如果你把我当作他们，我就不得不纠正你。”[3](P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