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9.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677(2004)1-0005-12 为什么要谈论“族群”、“文化身份”和“华人文学”的问题？它们之间相互的关系如何？这不是一个追求时髦的题目，也不是一个“民族主义”的议题。而是一个或许可以用来叙述一部整合的华人文学史(an integrated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的可能的方案，因为这个“整合的华人文学史”之区别于“古典的中国文学史”的地方，就在于它的现代性是通过中国人和中国文化在近代以来的“飘零”（包括身体和精神上的漂移）来表现的。“华人”首先是一个“族性”(ethnicity)的概念。在人种学的意义上，所谓“华人”应该泛指“炎黄子孙”的后裔，不论其目前仍在中国这个地方生活还是在世界任何地方生活；“华人”也是一个“文化”(culture)的概念。在“文化”的意义上，“华人”指的是在长期的族群生活中，共同奉行相同的行为准则、享有共同的历史记忆、语言风俗和思想传统的族群（注：现代汉语里的“中国人”(Chinese)包涵有多层的涵义。至少它暗含着政治性、文化性和族性的意义。如果用“中国人”来指称所有的华裔族群，会因为这些暗含的所指而引起许多争议。因此，本文使用“华人”这个比较中性或侧重与“文化性”与“族性”意义的词来指称华裔族群。我认为，“政治性”的意义是在变动之中的，而文化性和族性或种族的意义是比较恒常的。举例来说，在近代以前，中国本土并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公民”或“国民”的概念，更多的是“臣民”的概念。在民间或市民社会，虽然以家族为核心，但其实也相当重视“个人”的概念（例如儒家把“修身”看作“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基础；道家更是非常关注“个人”与自然的关系等），不过这个“个人”概念也不是具有政治意义的个人主义概念。近代以后，启蒙思想家如梁启超提出“新民”观，开始有意培养现代国家的民族意识和国民意识。中国人开始被赋予现代意义上的“政治”涵义。从“臣民”到“国民”再到“人民”，其中暗含着现代国家观念发展的过程。换言之，中国人对自己的身份确认，最早是从族性和文化的意义上去进行的。近代以后才开始被赋予新的政治身份。因此，中国人这个概念所包涵的“政治经验”或“政治身份”的认同，虽然是“晚起”的，却有着相当不同的内涵。用这个观点去观察一些华人地区的状况，是否也可以得到一点说明？例如东南亚地区的华人。在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建国前后，那里的华人的身份认同即有从文化、族性的意义向新的政治意义移动的趋向。）。关于“文化”的概念当然有许多种定义和诠释。但总的说，“文化”是一个包括有思想传统、民俗习惯和流行观念这么一个同心圆的多层次的概念（注：台湾学者郑志明在《台湾鬼信仰文化发展的检讨与展望》（1994年12月“第一届本土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一文中提到了每种文化体系都由“表层、中层和深层”构成的说法，批评了“大传统的人文教化”对现实的“住民”或“常民”的生活文化（民间文化）的忽视，文章还分析了常民内在的文化结构与价值意识与“主流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他的分析启发了我关于“文化同心圆”结构的思考。）。其中“思想传统”是其核心部分，经过这一思想传统的长期熏陶、影响而外化为民间普遍接受的习俗，这是这个同心圆的第二层，它是思想传统“移风易俗”的结果；处于“文化”同心圆最外层的，是流行观念或时尚，处于具体时空之中的活的且流动着的政治观念与意识形态都在这一外层，它不太稳定的部分会随时被淘汰，而相对稳定的部分有可能渗入“民俗”的层面，甚至有可能化为“思想传统”的有机组成部分。这三个层面相互影响，构成充满活力的互动的文化内涵。具有相同文化传统（特别是其思想传统、民俗习惯）的华人，可以形成一个超越具体时空的政治与意识形态分歧的“族群”，因此，“文化身份”是区别“族群”的重要指标。就“华人”这一族群而言，他们内部的分歧，往往发生于这个文化同心圆的最外层，即呈现为“流行观念”部分的不同的政治主张、意识形态差异等（这些差异更多因现实的阶级利益不同而引起），而在“习俗”与“思想传统”这两个层面上，则常有许多相同之处（譬如儒道释三教合一的传统，尊祖敬宗老老幼幼的习俗等），也就是说，在同一族群的“文化”内部，就已经包涵了相当歧异的经验（文化同心圆的“外层”）与可以共享的传统（思想传统与民俗）。在“族群”的意义上，有可能把使用汉语写作或非汉语写作的华人作家在不同时空中的文学经验（包括其在不同区域中的政治经验和文化经验）做一个整合的描述。而这个“整合”的描述，从大的方面说，恰恰可以呈现出华人文学的“流动的”“现代性”特征，以区别于相对稳态的“中国古典文学”；从具体作家而言，也可以合乎逻辑地描述其流动性和经验的变异性。 一、提出问题的原因 翻开一些比较有影响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和台湾、香港文学史，会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同一个作家，会出现在这几种不同的文学史中。典型的例子如上海作家张爱玲，她是夏志清在其英文版《中国现代文学史》（1961年初版）中论述的重要对象，他甚至声称张爱玲是他的重要发现之一（注：夏志清开始时把他《中国现代小说史》中关于张爱玲的章节（《论张爱玲的短篇小说》和《评〈秧歌〉》）寄给夏济安，发表于夏济安主编的《文学杂志》（1957年）。在他之前，傅雷早就用“迅雨”的笔名写过《论张爱玲的小说》，发表于1944年5月1日出版的《万象》杂志第三年第十一期上。夏志清所以把张爱玲（以及钱锺书）的“发现”看作他的小说史的重要贡献，主要是因为不满于大陆战后出版的现代文学史没有给这两位作家太高的评价。其潜台词是包涵着“政治”的涵义的。）。而这位女作家最早出现在“台湾文学史”中则是拜叶石涛之赐，他的《台湾文学史纲》在第四章涉及“五十年代的台湾文学”时，把张爱玲放在“反共作家”姜贵之后，称“张爱玲是四十年代杰出的作家之一”[1](p98)。叶石涛是否受到夏志清的影响，我不敢妄断（夏志清在他的小说史中，特别推崇的反共文学代表就是姜贵）。但很明显他把张爱玲当作较好的“反共作家”来看待，以便为“五十年代”荒芜的台湾文学增加一点亮色。如果这部“史纲”写于今日，以强调“台湾意识”著称的叶石涛是否再把张爱玲放入他的书，是颇可质疑的。在叶石涛之后，大陆的古继堂先生在其《台湾小说发展史》（1989年初版）中，也把张爱玲放在介绍五十年代台湾小说的章节中，不过，古先生有一个很特别的说明： 张爱玲本不应该算是台湾作家，因为她既不是出生在台湾，双脚也没有踏进过台湾的土地；既不关心台湾的现实，也从未描绘过台湾的生活。如果把她算作台湾作家，或把她的小说放进台湾小说发展史中叙述，有点不伦不类，既不符合她的身份，也不符合事实。但是，有一点却是任何一个研究台湾小说学者都无法回避的，那便是张爱玲的小说竟然成了台湾许多作家创作的楷模。尤其是台湾比较著名的女作家，不少人都以张爱玲为师表，自称是张爱玲的门徒。……不管是乡土派评论家叶石涛，或是学院派评论家齐邦媛，在他们探讨台湾小说的时候，都无一不把张爱玲囊括在台湾作家的阵营中。如此这般表明，这个与台湾泥土从未发生过任何缘分的张爱玲，不是她要跻身台湾文坛，而是台湾文坛离不开她。这种现象在文学史上可能是绝无仅有的，但却为我们提出了一个不得不面对的问题，不得不作为特殊的特殊、例外的例外来对待的问题，那便是把一个不是台湾的作家算作台湾作家；把一个不属于这个地区的作品，放在这个地区的小说史中来叙述。[2](p128-1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