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代文学史上，《文艺报》“编者按”一向是反映文艺新动向的极其敏感的风向标之一（注：同等重要的，还有《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编者按”。不过，因为它们数量较少，且不是专门的文艺报刊，故不在本文的考察范围之内。）。1949—1976年间当代文学史的“变化”、“调整”和“转折”，大多是以“编者按”为预兆和归宿的。在这个意义上，“编者按”实际参与筹划了中国当代文学草创期的格局和具体操作。它为前半期的当代文学留下了珍贵的文献资料，也留下了当年看待文学的眼光和独特方式。“编者按”对文学创作的评价和规范，对文学史的自我想象和生成，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不妨说，后来几十年对当代文学“发生史”的多样描述，对重要文学现象和文学理论的甄别和确认，在这一语境中被列入，又在另一时空中被质疑的文学经典，以及关于当代文学史的教学和研究，都离不开“编者按”最初所划定的范围。在今天，《文艺报》“编者按”事实上已成为我们重返当代文学史的重要途径之一。 1 据初步统计，在十七年间的《文艺报》（1949至1976）上，发表的“编者按”约有一百多条。六十年代以前，《文艺报》为半月刊，后来经过改刊，才变成月刊。所以，粗略计算，十七年《文艺报》共办了三百期左右。如果按这个数字平摊下来，“编者按”是每三期见刊一次，这样的频率和密度不能算低。在十七年中，冯雪峰、丁玲、张光年三人先后为《文艺报》的掌门人，后来都因各种原因离去。可以认定的是，相当一部分的“编者按”是出自他们之手。而另外的“编者按”，很可能是各专栏编辑组组长或编辑的手笔，因为缺乏详细资料，这些“作者”实际上已经失考。不过，由于在同一个时代语境之中，作者是谁并不十分重要，问题在于这些文本都自觉地体现了党办文艺的意图、策略和政策，也体现出大致接近的“历史意识”，是“编者按”这一当代文体共同的创造者和推进者。 《文艺报》“编者按”无疑是当代编辑出版史上的一个成功的案例。先后主持过《文艺报》的冯雪峰、丁玲和张光年，是在三十年代成名的左翼作家，有过较为丰富的办文学杂志的经验。当然，能够主持这一影响全国文坛的大报，仅凭前面的“身份”是不够的，最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国家在思想、财政和发行渠道上的全面支持——它或许也反映了这些左翼作家利用自身资源和话语优势，对其他文学现象、流派进行整合，并进而重新安排当代文学局面的愿望。四十年代末，随着历史的重大转折，文坛出现了很大分化，文学家队伍处在急剧的分裂、聚合和重组之中，《文艺报》邀请的作者中，虽然写作风格不同，有的过去曾有过人事纠纷或不愉快的回忆，但在参与打造《文艺报》新的编辑方针这一点上，思想是比较一致的。无可否认，《文艺报》的编辑历史上，曾经受到政治的干预。如冯雪峰1954年因李希凡、蓝翎“批判学术权威”的风波被迫辞职。丁玲因所谓“丁陈反党集团”案而倒台。就连无“历史问题”、且受到周扬很大支持的张光年，也未能善终，“文革”爆发后，《文艺报》停刊，他于是仓皇去职。有意思的是，尽管主编们纷纷离职，编委会也出现过好几次较大的调整，但“编者按”却一如既往地存在着，十七年一以贯之，不因编辑部内部人事变动而改变既定方向，最终确立了在全国文艺杂志中的领导地位和“强势话语”。 的确，在当时，《文艺报》并不是“文学大师”或“顶级作家”的高级论坛，而是指导全国文学艺术创作的一块意识形态阵地。《文艺报》不是代表主编个人，而是代表更高的领导阶层发言的，反映国家某一特定时期的文艺政策、愿望和意图，是该刊追求的主要目标。所以，“编者按”选择什么“对象”，对何种文学现象予以“评论”，体现怎样一种文学观点和姿态，这种“决定”都不是随便作出的，而是集体商量、深思熟虑的结果。在这里，“编者按”可以说是一个“超级作者”和文学筹划者，它的文学史观、批评观，是不能拿传统的文学史知识、习惯来驾驭和评估的。 “编者按”在不同时期选定的“评价”对象，以及这些被选作者的社会身份和文学倾向值得考察，现在从众多文章中抽出几则，对之作一简略介绍： 《文艺报》一卷三期（1949年10月），发 表了蔡仪《谈<距离说〉与〈移情说〉》一文的“编者按”，该文对朱光潜的文艺观点提出了不同看法。 《文艺报》二卷三期（1950年4月），刊登陈涌《论文艺与政治的关系》的“编者按”，陈文主要是批评“七月派”诗人阿垅的。 该报三卷十二期（1951年4月）的“编者按”，对吴作人的《谈敦煌艺术》给予了肯定，吴文强调保护敦煌艺术和尊重其历史价值的重要性。 在《文艺报》五卷一期上（1951年10月），“编者按”对萧也牧的“检讨文章”《我一定要切实地改正错误》发表了评论，认为：“可以看出，萧也牧同志这样的检讨，是经过了一番思想斗争的，这样的检讨对萧也牧同志自己来说，是改正错误的开始，对读者来说，也是有益的。” 《文艺报》1954年第十八号的“编者按”，在评价李希凡、蓝翎的《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时，表示：“作者的意见显然还有不够周密和不够全面的地方，但他们这样地去认识《红楼梦》，在基本上是正确的。”但毛泽东后来对这种在评价“小人物”时的暧昧态度作了严厉批评，致使《文艺报》“公开检讨”。 对《提高警惕，揭露胡风》一文，《文艺报》1955年第九、十号的“编者按”给予了支持。 1956年第三号《文艺报》的“编者按”，是针对马烽等人《勇敢地揭露生活中的矛盾和冲突》的发言而发的。 《文艺报》1958年第二期，发表了题为《再批判》的“编者按”，文章重提四十年代初王实味的《野百合花》，丁玲的《三八节有感》，萧军的《论同志之“爱”与“耐”》，罗烽的《还是杂文的时代》，艾青的《了解作家，尊重作家》等“历史旧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