庞大的农民工群体，是我们社会中的基本劳动群众，是我们政权的重要支撑基础，是载舟之水，是社会主义事业的大厦之基。他们的思想状态如何，直接关系到社会的稳定和党的执政地位。农民工和其他人一样，有思维，有需求；但也有困惑，有问题，同样需要我们党的温暖，需要党的思想政治工作。深入研究农民工的思想状态，做好农民工思想政治工作是新形势下我们面临的崭新课题。本文以农民工的思想状况与思想教育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为研究视角，力图对当前农民工的思想状况进行系统分析，并对影响农民工思想状况的重要因素——思想教育环境的优化问题进行深入研究。 一、对当前农民工思想状况的分析 农民工的思想状态，从总体上看，其主流是好的。他们中绝大部分人是为经济利益和自身发展而来到城市的，能遵纪守法、吃苦耐劳，积极参与城市的经济建设，为城市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但是，由于传统的地域观念、文化素质的影响，再加上长期离家在外、缺乏有效的社会化管理，农民工的思想状况比较复杂。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思想表现： 1.急切的求富心理 农民工中大多数人因生活所迫出来谋生。城乡物质生活、精神文化生活的反差，使他们有一种急切的求富心理，产生快速摆脱贫困的欲望，因此他们在工作中看重的是获取利益的多少，而对自己的生活环境、身体健康、基本权益往往不予重视。他们最大的希望就是老板能按时发放他们的工资，不要出现拖欠现象。但当他们的希望破灭，工资拖欠现象出现在自己身上时，难免产生焦虑心理，而且，这种焦虑感也会随着工资拖欠问题的解决与否而加重或减轻。当然，也有一些人在快速致富心理的驱使下，当“淘金梦”无法变成现实时，往往会走向极端，为了利益和财富而搞歪门邪道，甚至不择手段。 2.受挫的城市融入意识 城市对于农民工具有巨大的吸引力。农民工在进城务工之前就向往城市，进入城市就业生活一段时间后，对城市也很依恋。庞大规模的农村人口自发自愿地从农村涌向城市就证明了这一点。正是这种深入心底的美好心理预期与向往的存在和延续，使农民工尽管在城镇的生存发展遇到种种困难，尽管受到种种歧视、偏见与不合理对待，仍然坚持在城市劳动就业甚至是长期定居向市民转化。但由于他们的“边缘人”身份，使他们至今还不能融入城市社会，不被承认为城市的居民，因而也享受不到应有的各种权利，以至于许多农民工发出了“这城里何时能真正容下我们”的感慨。农民工强烈的城市融入意识在遭到冷遇后，很容易产生孤独心理，淡化城市融入意识，把自己置于城市之外，把自己看成“外来人”、“打工仔”，对于城市缺乏爱心，逃避管理，不服管理，有的甚至产生了强烈的反城市倾向。 3.强烈的相对剥夺感 相对剥夺感是个体将自己的地位与其他类别地位的人做了对比后所产生的一种情绪体验。也就是说，当个人把自己的情况与那些被他认为在其参考群体中占优势的人相比时，就会产生相对剥夺感。十多年来，农民工为中国的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建设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创造了难以估量的财富，提供了各种各类的服务，但却未能享受与群体同样的待遇。农民工作为具有劳动能力的劳动者的弱势群体，在政治、经济等方面均处于弱势地位。他们大多从事着城里人不愿干的苦、脏、累、险行业工作。在许多工厂里，农民工不仅不能享有应有的民主权利、当家作主的地位，而且还遭遇到非人的待遇。如，在华东一家木业加工厂，工人在上班期间上厕所，必须穿上厂里特别准备的黄马褂，未穿黄马褂上厕所者，将被重罚！而100多人的车间，黄马褂却“只有一件”！（注：《揭秘农民工生存状况》，《重庆晨报》2005年1月4日。）农民工付出的劳动很多，而他的所得却很少。工资已经很低了，但还常常受到企业主的克扣和拖欠。据中华全国总工会进行的统计，截至2003年，全国9400万农民工中有72％的农民工的工资被拖欠，被拖欠金额高达1000多亿。农民工处于相当艰难的生存状况之中。农民工相对剥夺感的产生，一方面容易加重他们的自卑心理，另一方面也极易滋长他们对改革的不满情绪，导致他们对“共同富裕”政策的怀疑。 4.冷漠的政治参与意识 由于二元户籍制度的体制和政治参与的信息不畅等原因，农民工成了政治参与的边缘人。在农村，村委会选举是农民政治参与的重要形式。农民工或者没有时间参与村委会的选举，或者即使参与选举并且被选上了，也没有时间和意愿参与村民自治政权，因此农民工参与村委会选举的比例比较低，并正日益成为其家乡政治参与的边缘人。在城市，农民工也由于体制的原因使他们无法参与城市的政治生活，履行自己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权利。多数农民工虽然希望而且也认为自己应该参加城市的管理，但是城市社区没有农民工政治参与的制度规定和条件，农民工不能实现参与社区政治的愿望。同时，农民工因其自身的素质也限制了其参与社区政治的广度和深度。农民工在参与乡村政治和城市政治中都成为了边缘人，他们大量被游离于社会的政治表达之外，缺乏政治归属感，极大地影响了我国政治民主的范围和质量。 5.形态各异的心理疾病 农民工在城市的“孤岛”生活导致形态各异的心理疾病的产生。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王春光用“孤岛”来形容农民工：“城市并没有真正接纳这些外来者。他们远离家乡和亲人、从事高强度劳动、遭受歧视、缺乏适龄性伴侣和社交生活，就像生活在孤岛上一样。”出席第28届国际心理学大会的专家们也指出，艰难的生存状况和陌生的城市使中国农民工饱受心理疾患之苦，政府乃至全社会都应对此予以高度关注。北京安定医院资深大夫陈斌说，除遗传因素外，农民工易患三种精神障碍：一是城市化过程中的“文化休克”型精神障碍；二是工资拖欠等重大打击造成的急性精神病；三是进城返乡途中恶劣的旅行条件造成的旅途精神病。这些病症的临床表现通常是折腾、打人、说话凌乱、丧失记忆和裸体奔跑等，严重时有自杀行为。农民工也存在一定程度的性心理问题。根据深圳市委党校迟书君教授2002年对当地1900名流动人口的调查，接近半数的人感到过性压抑；两成的人想过或购买过性满足；一成的人曾为钱而满足他人的性要求。究竟有多少农民工患有心理疾病？目前尚无权威的统计数字。北京安定医院资深大夫陈斌说，安定医院在过去的半年内接诊了60个农民工精神病例。如果和每天400-700的门诊人数相比这个数字不算大。但真实数字肯定大得多，因为他们不到最严重时是不会来医院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