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依法治国”理念的倡导，对国际社会的积极融入，公民教育的讨论也日渐兴起。人们从不同的理论视角，运用不同的理论工具推导出不同的结论。本文试图在中国现代化的语境中探讨中国公民教育的历史复兴及其当代意义。认为，当前中国公民教育的复兴是中国百年现代化追梦的表征和历史必然；是一个民众自我赋权的行动；它将标志中国人从传统到现代的生命文明新模式的确立；同时也是一种普适合理而且公平可行的教育理念和行动方案。 一、公民教育作为一种中国现代性追寻的表征和必然 这里所讲的“中国现代性追寻”特指国民性之现代转型。包含三层意思：首先，指民众个人主体性的觉醒和确立。人们是根据自身的内在性来对外在世界做出判断，而不是根据超验原则或传统的规范来行事；其次，指合理化原则的普适。人们是按照自身的理性建造自己的世界，表现出强烈的理性主义和科学主义的取向。最后，指知识的反思性运用。人们不再承认传统及“代表过去的符号”的不朽性，而是在给定了不同知识模式以相对独立性的前提下，以对人的主体性以及社会的合理性的发展做出了相应的知识学证明与辩护。 现代化作为中国的百年梦想，始于19世纪40年代。经无数志士仁人百折不挠，上下求索，中国的政治经济制度发生巨大转型。但现代化之追寻是否内在地隐含着现代性的自动转型呢？换言之，现代化的进程与现代性的追寻是否同步？这是个颇具争议的问题。同步与不同步不是本文的关注点，但任何现代化历程必然包含着现代性追求。国外现代化理论和许多不发达国家的现代化实践表明：纯粹的引进现代的科学技术和工业装备，移植先进国家卓有成效的工业管理方式、政府组织形式、教育培训制度等而没有实现国民性之根本现代转型，这样的现代化将很难避免失败和畸形发展的悲剧结局。如印度、巴基斯坦等国家从它们独立起，就全套引进了西方的政治体制，但从其国民素质及国家经济水平看，很难把它们列为现代化国家；中东一些国家人均国民经济水平甚至高于英法诸国之人均水平，但其实施的封建专政制度，我们也很难称其为现代化国家。由此可见，现代化国家必须由国民之现代性表征。 国民现代性与公民教育则是息息相关、唇齿相依的。西方原发内生现代化国家在追求现代性时大多寄望于公民教育，教育也从那时开始被赋予了公共性、伦理性和政治性的涵义。公民教育所塑造的民众人格成为现代化进程的行动主体，公民人格与传统的臣民人格相对，成为变革社会、启蒙心智及激励进取的力量，公民教育的出现通常标志着对现代性的追求。 很多学者认为，中国公民教育诞生于20世纪80年代初的改革开放时期，确切的应该这样说，中国公民教育之实施条件直到改革开放后才逐渐具备，但公民教育的理念则早在19世纪末就形成了，这也正是中国现代化寻梦的开始。 19世纪末，中国近代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严复对中国之国民性进行了批判： “中西事理其最不同而段乎不可合者，莫大于中之人‘好古’而‘忽今’，西之人‘力今’以‘胜古’。中之人以一治一乱，一盛一衰，为人事之自然。西之人以日进无疆，既盛不可复衰，既治不可复乱为学术教化之极则。”《论世变之亟》 “中国人，好把际遇委于‘天命’、‘天数’，长期活于被动的‘任天而治’的人生之下。而且，只会一味把头向后看，只会承先，不懂启后，不懂创造一个比以前更广大更进步的生活环境。但西方人，却从不肯俯首命运，反而敢于挑战自然，创造时势，开辟新视野。这些中西文化之不同，尽表现在学术思想和政治制度上：……其命脉云何？苟扼要而谈，不外于学术则‘黜伪以崇真’，于刑政则‘屈私以为公’而已。”《论世变之亟》 由此提出了“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的三育救国论。 梁启超进而在《新民说》里提出全面改造中国之国民性的问题。认为，中国在近代所以衰弱不振和受尽欺凌，从根本上讲是由于国民素质太差造成的： “国也者，积民而成，国之有民，犹身之有四肢、五脏、筋脉血轮也。未有四肢已断，五脏已瘵，筋脉已伤，血轮已涸，而身悠能存者；则未有其民愚陋、怯弱、涣散、混浊，而其国犹能立者。故欲其身之长生久视，则摄生之术不可不明；欲其国之安富尊荣，则新民之道不可不讲。”《新民说》 “新民云者，非欲吾民尽弃其旧以从人也。新之义有二：一曰淬砺其所本有而新之；二曰采补其所本无而新之。二者缺一，时乃无功。先哲之立教也，不外因材而笃与变化气质之二途，斯即吾淬厉所固有，采补所本无之说也。”《新民说》 并提出“新民”之人格特质，如国家意识、权责意识、政治意识、冒险精神，社会公德、自由理念、自治、自尊、尚武、合群、生利、民气、毅力等。这从追赶现代化的角度提出了改造国民性的诉求，而这一诉求的实现正是以公民教育为途径的。 1912年，蔡元培任中华民国第一任教育总长，提出了“五育”并举的教育方针，即为了培养共和国国民健全之人格，必须实行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和美感教育。这是中国公民教育第一次进入国家政策领域。 1915年，陈独秀在《敬告青年》中号召青年们奋发自强，努力成为“现代人”，这种人是“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之后他又提出，人们应当从安息为本位进到以竞争为本位，从家族为本位进到以个人为本位，从感情为本位进到以法治为本位等等，这里所谈既是中国现代性问题，也是中国现代公民的素质诉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