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文艺批评界存在“新左派”吗

      中国当前文艺批评界存在“新左派”吗？似有还无。即使在肯定或者否定“新左派”的人那里，当前文艺批评界是否存在所谓的“新左派”也不很明确。支持“新左派”的人认为，中国当前“新左派”本身是一个尚未得到普遍认可，但是却被普遍使用的概念。反对“新左派”的人认为，21世纪初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研究规范受到“新左派”的真正挑战。“新左派”虽然队伍并不庞大，但影响日盛。“新左派”的领军人物离文学越来越远，影响却越来越大。但是，这个领军人物对这些封号却很不领情。而在我们已划分的当前文艺批评界的三大派别中，也很难说哪一个派别是“新左派”。

      当前文艺批评界存在三大派别。一是粗鄙存在观。这种粗鄙存在观认为，“如果真的致力于人文精神的寻找与建设，恐怕应该从承认人的存在做起。”即既“承认人的差别而又承认人的平等，承认人的力量也承认人的弱点，尊重少数的‘巨人’，也尊重大多数的合理的与哪怕是平庸的要求”。这种粗鄙存在观认为，要求人人成为样板，其结果只能消失大部分作家。提出寻找或建立一种中国式的人文精神的前提是对于人的承认。从这个意义上说，“痞子”或被认为是痞子或自己做痞状的仍然是人。很明显，这种粗鄙存在观只承认人的存在，否认了人的发展和超越。这是一种满足现状、不求进取的庸人哲学。二是虚无存在观。这种虚无存在观从人类的某种完美理想状态出发，彻底否认了现实的存在。它只看到了现实和理想的差距，而没有看到它们之间的辩证联系，这实质上无异于取消了多样的存在。虚无存在观和粗鄙存在观虽然是两个极端，但是这些文艺批评派别却很难被认为是右的或者“左”的。况且，一些在过去具有“左”的倾向或右的倾向的人都同样表现了粗鄙存在观或虚无存在观的偏向。三是科学存在观。这种科学存在观既承认人的局限性，又承认人的超越性。它既不是完全认同现实，也不是彻底否定现实，而是要求既要看到现实和理想的差距，又要看到现实正是理想实现的一个必要阶段。也就是说，我们针对现实提出某种理想，与人们实现这种理想时达到了什么程度是两回事。我们绝不能因为人们没有完全达到这种要求，就全盘否定他们的努力。这种科学存在观就更不可能是“左”的或右的。

      为了进一步把握当前文艺批评的发展趋势，我们还是很有必要认识人们所说的“新左派”。

      在《文艺理论与批评》2003年第6期上，郑闯琦以“中国现代思想传统中的《北方的河》”为题，对“新左派”这个问题作了梳理。他说，在中国，“新左派”本身是一个尚未得到普遍认可，但是却被普遍使用的概念。被归于这一思想流派之下的代表人物有汪晖、崔之元、刘康、陈燕谷、韩毓海、李陀等。虽然这些学者的思想观点和学术水准参差不齐，但是在关于如何看待中国左翼思想、中国社会主义与现代性的关系问题上基本上具有一致的立场和看法。“新左派”思潮的理论资源主要是经典马克思主义、卢卡契的理论、法兰克福学派等西方左派理论，并融合了解构主义、弗洛伊德理论、女权主义、后殖民主义等新兴学说，成为一个具有相当理论深度并和时代保持着密切关系的世界性思潮，在20世纪晚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至今依然具有蓬勃的生命力。“新左派”在中国是伴随着经济改革的持续发展而逐渐引起人们注意的。在自由主义渐渐成为社会的主导思潮并将“市场”推向神话境地的时候，它针对“消极”自由主义对社会公正的忽视而采取了尖锐的批判性立场，并逐渐在知识分子阶层中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郑闯琦的这种梳理和概括基本上符合人们所说的“新左派”的实际。不过，他没有突出人们所说的“新左派”的实质。

      在2003年10月30日的《文学报》上，杨扬以“或前或后：文学批评的位置”为题和吴亮进行了一次对话。在这次对话中，他们严厉地批判了他们所说的“新左派”。杨扬认为那些“新左派”文学批评，高调得很，以底层代言人出场，抢占道德制高点。并说“新左派”不如老左派。“新左派”都是嘴上说说，抢个话语权，没有一个实地去做的；老左派倒是死心塌地冒死去做一些事，那倒是真正关心、帮助底层。吴亮则说，“新左派”是在玩话语权。“一个批评家提倡什么，就要做什么，你要做底层的代言人，那你真的深入到底层去，不要老对着外国人和公众表演：我是底层的代言人”。杨扬和吴亮虽然既没有明确界定他们所说的“新左派”，也没有指出他们所说的“新左派”包括什么代表人物，但是，他们却抓到了人们所说的“新左派”的实质，即成为基层民众的代言人，为基层民众说话。

      然而，杨扬等人对“新左派”的批判是难以立住脚的。

      首先，无论是“新左派”，还是“老左派”，既然都是“左派”，那么，他们一定在不少方面是一致的。为基层民众说话，捍卫和维护基层民众的根本利益可以说是他们的共同点。至于他们的分别，在于“老左派”在这方面既有理智上的需要，也有感情上的需要，而“新左派”则主要是理智上的需要。

      其次，在复杂的历史环境中，有些人不是别林斯基所说的默尔而息，而是拍案而起。这本身就值得高度肯定。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才能进一步要求他们和基层民众相结合。虽然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但是，在还没有到武器的批判以前，批判的武器不但是必要的，而且相当宝贵。

      最后，杨扬、吴亮批判“新左派”没有在实际中真正关心、帮助底层，这是对社会分工的取消。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的，“分工也以精神劳动和物质劳动的分工的形式出现在统治阶级中间，因为在这个阶级内部，一部分人是作为该阶级的思想家而出现的（他们是这一阶级的积极的、有概括能力的思想家，他们把编造这一阶级关于自身的幻想当作谋生的主要泉源），而另一些人对于这些思想和幻想则采取比较消极的态度，他们准备接受这些思想和幻想，因为在实际中他们是该阶级的积极成员，他们很少有时间来编造关于自身的幻想和理想”。不但统治阶级存在两部分人，而且被统治阶级也有这样两部分人，“一定时代的革命思想的存在是以革命阶级的存在为前提的”。我们提出中国知识分子包括中国作家精神寻根的问题，不是形式上的，而是思想上的。我们要求中国知识分子包括中国作家深入实际生活，深入基层民众，不是取消社会分工，而是以社会分工为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