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灌输论”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原理，这是为世人所公认的。但是，在它的首创者问题上，迄今为止，理论界仍存有不同意见。有学者认为，“最早将‘灌输’这个词引入思想政治工作领域的是列宁。1902年，他在《怎么办？》一书中指出：‘工人阶级本来也不可能有社会民主主义意识，这种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1]（导言）。有学者则认为，考茨基在1901年正式提出了“灌输论”，这是他“最有生命力的思想”[2]（第34页）。还有学者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关于“灌输论”的讨论中提出，马克思、恩格斯在考茨基之前就提出了“灌输论"[3]（第14页）。可见，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角度来系统考察一下“灌输论”的思想源流，是很有必要的。 一、理论源头：马克思恩格斯的有关思想 “灌输论”思想是伴随着科学世界观的诞生而萌发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的发表，标志着马克思在建立科学世界观方面迈出了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步。正是在这篇光辉文献中，“灌输论”思想才萌芽。“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思想的闪电一旦彻底击中这块素朴的人民园地，德国人就会解放成为人。”“这个解放的头脑是哲学，它的心脏是无产阶级。哲学不消灭无产阶级，就不能成为现实；无产阶级不把哲学变成现实，就不可能消灭自身。”[4]（第15-16页）在这里，“头脑”与“心脏”的结合，就是“精神武器”与“物质武器”的结合，就是德国哲学家与工人的“联盟”，也就是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如何实现这种结合，“思想的闪电”怎样“彻底击中”尚未被理论武装起来的、处于自发状态的“素朴的人民园地”，这就蕴含着社会主义理论需要从工人运动外面灌输进来之意，这可以理解为对“灌输论”思想的最初表达。 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批判了空想社会主义和各种反动的社会主义，强调了科学理论对于工人运动的意义，进一步表达了“灌输论”的思想。他们指出：“在实践方面，共产党人是各国工人政党中最坚决的、始终起推动作用的部分；在理论方面，他们胜过其余无产阶级群众的地方在于他们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4]（第285页）“共产党一分钟也不忽略教育工人尽可能明确地意识到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敌对的对立”[4]（第306页）。在这里，他们明确地表达了共产党必须加强对工人阶级的思想理论教育、党是社会主义同工人运动的结合的思想。他们还进一步解释了为什么社会主义理论需要从工人运动外面灌输进来，因为“贫困”不能产生“理智”，社会主义不能从自发的工人运动中产生，它最初只能由“转到无产阶级方面来了”的、“已经提高到从理论上认识整个历史运动这一水平的一部分资产阶级思想家”[4]（第282页）提出来。 马克思、恩格斯在同蒲鲁东主义者的斗争中再次表达了有关思想。在第一国际筹建之时，蒲鲁东主义者竭力阻挠第一国际建立在科学理论的基础之上，主张把第一国际建成一个国际信贷和合作社之类的组织。他们在第一国际伦敦代表大会和日内瓦大会上先后抛出了“不让脑力劳动者参加国际”的建议。这一建议遭到了马克思领导的国际大会的否决。在《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中，马克思告诫工人阶级：“工人们所具备的一个成功因素就是人数众多；但是只有当群众组织起来并为知识所指导时，人数众多才能起决定胜负的作用。”[5]（第606-607页）再一次强调了工人运动与科学理论结合的重要意义。马克思还指出，蒲鲁东主义者仇视革命理论，“把自己的注意力都集中在排斥一切文人等等上面”的行为是“荒唐的”[6]（第85页），指出国际委员会“坚决反对只有工人才可以被任命为我们协会里的负责人员的原则”[7]（第91页），强调革命理论家与工人运动的结合和党对工人运动的领导。 此外，恩格斯在1880年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指出：完成解放世界的事业，是现代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而“深入考察这一事业的历史条件以及这一事业的性质本身，从而使负有使命完成这一事业的今天受压迫的阶级认识到自己的行动的条件和性质，这就是无产阶级运动的理论表现即科学社会主义的任务。”[8]（第760页）这段话明确指出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对于唤醒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的重要意义。当然，总的来看，马克思、恩格斯并没有直接、专门来探讨“灌输”问题，其论述因而显得不够集中、不够系统，没有形成关于“灌输论”的观点体系。因此，可以将他们的有关思想看做是“灌输论”的思想源头。 二、初步形成：考茨基的贡献 19世纪最后30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出现了一些新的情况。一方面，如列宁所指出的：“到处都在形成就其主要成分来说是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政党，这些政党学习利用资产阶级的议会制，创办自己的日报，建立自己的教育机构、自己的工会和自己的合作社，马克思学说获得了完全的胜利，并且广泛传播开来”[9]（第3页）。另一方面，无产阶级在合法斗争中不断取得一些成果，但却随之产生了崇拜资本主义民主、醉心于合法斗争和议会道路的思想。后一情况的出现，除了客观原因外，也有社会主义政党主观上的原因，即它们忽视了社会主义运动的根本目标，放松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淡化了对各种错误思潮的批判，致使党在自发的群众运动中随波逐流。因此，加强各国社会主义政党的理论建设和组织建设，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当务之急。考茨基此时的理论活动顺应了这种形势的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