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6201(2003)04-0094-06 一、发生期文论的进化思想与时代精神 20世纪初，东北社会的现代转型已初步开始，文学的现代转型是其中的应有之义，而且是表现得较为激烈鲜明的部分，首先，表现为对文学的特质和作用的重新认识。 从文学史实着眼，1921年以后，东北以报刊为主要媒介介绍关内新文学作品和新文化思潮，同时，陆续出现了具有新文体特征的文学作品和以现代文论为基本架构和思维特征的文艺理论论文和文艺批评文章。以时序计，1919年底，傲霜庵在《盛京时报》发表《中国之文化的革命》、《中国新旧文体论》；1921年元月1日，辰鸿、无竟、周守一、道盛三、俪影、敬赵甫等人在《盛京时报》发表《对于新文化运动之希望》的同题文章；1923年2月至年底，王莲友在《盛京时报》发表新诗20余首并数篇有关新诗的论文；1923年8月至10月，《盛京时报》又发起了关于新诗押韵问题的讨论；1923年，《大北新报》刊载了安怀音的《文学家与革命家》；1925年6月始，《盛京时报》与《东三省民报》间关于新文学诸问题的论战持续两月有余；1926年1月，《盛京时报》再次集中发表文论文章，讨论“艺术与社会”、“艺术的民族精神”、“新诗创作”等问题…… 这一时期的讨论的主要内容侧重于文学的进化思想、社会作用、文体选择、革命取向等几个方面。进化论思想是中国社会现代转型的理论前奏，对文化思想界影响尤大，将达尔文的生物进化学说推演到社会思想的演进发展题域，其中的生涩或稚拙有目共睹，但其合理内核对社会思想转型的促进作用极为关键，它提供给世纪初的国人一个全新的、具有现代科学意义的崭新视角。可以说，正是由此开始，人们重新审视内在的主体精神和客体外在事物的关系。金小天以此为思想武器观察文学中的民族精神，认识到“有何等环境而有何等人生，有何等人生而又有何等艺术”，[1]川从地理环境和人文社会的角度探索文学的特质，这就建立起与传统文论的以言志载道为基本价值取向的体系不同的全新的理论体系，洞开了文学话语的新的言说领域。所谓“一民族因环境而有一民族之特性，则此特性，虽有天力不可以转移。盖特性之养成也，非一朝一夕，而其来为传流的，血系相关，历史所系，外力之化，又不过表面耳。根性岂易化乎？夫一民族有一民族之根性，则一民族有一民族之精神也，一民族之精神，于何可证？曰：观一民族之文化而已。艺术者，文化之大表现也。故欲保存一民族之精神，须保存一民族之文化。欲保存一民族之文化，又必须保存一民族之艺术焉。”[1]民族因所生存依附的地域特点而形成人文方面的诸般特征，又由时代的历时推移，而不断地丰富这一特征，并在丰富中凝固下来作为决定性因素的内核质素。这一经一纬的交织便构成了一方地域的人文的核心内容，也即“根性”，文学艺术以其特有的意识形态功能承载了这一“根性”，所以，在金小天等人看来，文化艺术的一大功用就在于负载了一个民族的精神命脉。此一识见，从东北文论的历史源流来看，阐发得不无简陋，但成就了由古典文论向现代文论的转变，从民族存在、社会发展的视角认识艺术（自然包括文学）的功能，重新建立文学与社会、历史、民族的关系，便是极难能可贵的。虽然，金氏等人发此言论已值1926年之春，与整体的中国现代新文学进程相比较晚了数年，而且是中国社会转瞬即生大变间的数年，无论当时还是后世都可叹其滞后，但在东北文论自身的发展演进系统内，仍是有着重大意义的，这是发生在黑土地上的现代文论建设的初声。关键之关键，就在于此论已相当坚定清晰地认识了文学的特性，即文学不仅仅是言志、载道、抒情的，不只是一己之作、休闲陶冶之物，或由休闲陶冶的旨趣而兼及蔓延至表达、记载民族、时代的精神，而是首先看重它的意识形态功能，开发出其中传递的超逾了“小我”的对于人文社会的功用。 在东北现代文论的发生期，便有了对时代精神的关注，这体现出东北现代文论顺应时代进步的要求而进行自身建设的努力。从社会发展的视角着眼，他们渴盼东北社会摆脱封建思想统治，结束军阀割据混战局面，避免外族殖民觊觎，而向更为文明的、合人性的、现代化社会迈进。与此相契合，便要求文学抛弃以往的封建的、贵族的倾向，呈现出对“大自由”、“大平民”社会的体验和表达，提倡自由的、平民的文学，视此为文学当具的时代精神。其一，是对东北社会文化之时代性内涵的体认。20世纪初，中国社会逐渐进入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更是首当其冲，发动了对中国旧文化旧文学的攻击。此间可谓体现了当时中国社会最鲜明的时代性，导示着中国文化、思想的发展方向。对此，处于发生期的东北现代文论研讨者们倾心欢呼，认为新文化运动是“世界的文化求进步之一种征象也”，是全世界人类的新文化活动。“故此新文化运动，盖含有普遍性者也，非指一部分文化之旧者而新之，亦非指一部分地域之文化而视为应有新的运动也。”[2]这一立论的基点是较为宏阔的，不囿于一时一地，而是从世界潮流着眼，认为新文化与新文学代表着世界历史的发展趋向，东北社会亦莫能外。因此，倡导新文化，创作新文学，亦是时代对东北社会和东北文学的要求。周守一在《对于新文化运动之希望》一文中开宗明义地表达对新文化运动的认识，称之为“不满意旧思想、旧道德、旧制度、旧生活的人，企图把旧的打破，创造新的来代替”，“所以才实行贯彻目的方法来运动”，认为新文化运动，“是旧东西、旧思想、旧道德、旧制度、旧生活等的时代错误所酿成的，不是激烈的新思想家无故鼓动的新文化运动！是社会进化当然的趋势，不是新青年反对国故派的暴动。”[2]即是说，新文化运动的出现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这自然不是否定其存在的斗争形式，而是着重于指出它的出现是中国社会发展至20世纪初的具有时代性的需求或召唤所致。循此思路，便认为新文学应对新文化、新思想，统言之即新的社会的时代精神有所表现和记载，担负起时代所赋予的重任，认为具有鲜明的时代精神是新文学的神韵所系，提倡“合科学的、非贵族的、非宗教的”艺术追求，以此为时代精神的注脚。针对一些全盘西化的观点，有论者认为，指责东方艺术只属于过去时代而非现时代的艺术是不妥的，他们认为“东方民族之艺术，在过去时代言之，在彼时固有彼时代之大精神大价值在也。当今时代一大自由、大平民时代，宜乎今日东方艺术为大自由的、大平民的”。[1]冷静地认为其中“合科学的、非贵族的、非宗教的”因素固宜保存并发扬光大，即使对于“不合科学的、为贵族的、为宗教”因素，亦可做历史主义的记取，尤其指出不可以因西方科学文明的相对进步而以其民族、时代精神取代东方的民族时代精神，认为东方民族艺术，应“由东方民族精神进而有时代精神，不可取西方时代精神之艺术，误认为东方民族精神进步为时代精神真艺术也”[1]。东北现代文论对新文学体现民族精神、时代精神的要求是鲜明的，或可说持论较为谨慎，与壮怀激烈的关内文学革命的言说相比，可见出其中的改良色彩，但应该看到，东北新文学的鼓吹者们对于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的宗旨是极为赞同的，并在实践中身体力行之，在后世看来，理论探讨中的温和之论虽不乏合理性因素，但因其改良与温和，革命的激烈自然被冲淡了许多，对痼疾深重的东北旧文学的冲击与影响也就弱了一些，缺乏振聋发聩、排山倒海的功效，而后者恰是东北新文学建设亟需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