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C912.4:I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3887(2003)05-0014-04 尽管一直存在回到文学自身，将现代文学经典化的努力，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现代文学研究，仍然集中在文学与文化的关系上。借用新批评的术语，就是集中在文学的外部研究上。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性”问题的探讨，触及了文学史与思想史之间的复杂关联，而出于探讨这种复杂性的要求，“现代文学研究近些年扩展深化了文学与历史、文化语境关系的研究，包括文学与传播、都市文化、地域文化、宗教文化、校园文化、女性亚文化关系研究，甚至可以说，某些探索性的研究，把现代文学主要作为文化现象观照，而不再保守以往以文本和作家研究为主的方式。”[1]其中，从地域文化的角度研究和总结现代文学，一度被寄予了较高的期望，也出版了不少高质量的研究专著和大量的文学作品，但对现代文学研究的整体格局并未产生根本性的影响。至少，同中国现代思想史、文化史和社会史等相关领域相比，地域文化视角在现代文学研究中的可能性并未得到充分的发挥。 1 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就有地区性的现代文学史专著出版。这些地区性的文学史，有的是以政治活动为标准来确定地域空间，如刘增杰主编的《中国解放区文学史》[2]、冯健男和王剑青主编的《晋察冀文艺史》[3]、文天行的《国统区抗战文学运动史稿》[4]等等。与此相应，重庆出版社于1985年和1989年连续推出的《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文学书系》和《解放区文学书系》等，采用的也是政治标准。有的则是以行政区划为标准来确定地域空间，如《江苏新文学史》[5]、《岭南文学史》[6]等。这些著作以研究某一特定地域的现代文学为目标，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地域文化视角，但在具体操作中，对地域文化特色也有所涉及。政治活动实际上也有对地域文化的利用和改造在其中。 进入90年代之后，一方面是大量地域性的现代文学作品被整理出版，另一方面则是研究者开始从真正的地域文化视角出发来研究现代文学，出版了一批高质量的学术著作。作品出版方面，几乎每一个省区都整理出版了自己的现代文学书系，而且追求大规模的整体效应。如贵州人民出版社推出的多卷本大型丛书《贵州新文学大系》，河南大学出版社的《河南新文学大系》等等。这种出版行为虽主要出自地方有关部门的诸种实际考虑，且编辑质量也参差不齐，但就文学史料的保存和搜集而言，却又有着不可代替的贡献。其中，钱理群主编的《中国沦陷区文学大系》[7]，张毓茂主编的《东北现代文学大系》[8]等大型文学书系的出版，与上述地域性出版物完全不同，既有严肃的学术品格，又有着改变现代文学研究现状的积极构想，文化的眼光已经取代了政治或单纯行政区域的标准。正如钱理群所言，这些“地方区域文学大系的出版，正标志着一个新的领域正在引起现代文学研究学术界的越来越大的关注，这就是‘现代区域文学（文化）’的研究。”[9](P261) 集中体现这方面的研究成果的，是严家炎主编，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区域文化丛书》。从1995年到1998年，该丛书共出版了10种。分别是：朱晓进《“山药蛋派”与三晋文化》，吴福辉《都市漩流中的海派小说》，费振钟《江南士风与江苏文学》，逄增玉《黑土地文化与东北作家群》，魏建、贾振勇《齐鲁文化与山东新文学》，彭晓丰、舒建华《“S会馆”与五四新文学的起源》，李继凯《秦地小说与“三秦文化”》，李怡《现代四川文学的巴蜀文化阐释》，刘洪涛《湖南乡土文学与湘楚文化》，马丽华《雪域文化与西藏文学》。这套丛书从策划到出版的操作过程都遵循着严格的学术规范，作者大都是现代文学研究中卓有建树的中青年学者，主编严家炎，副主编王富仁、钱理群和凌宇等人，对学科的现状与历史都有着相当自觉的了解。严家炎早在80年代中后期就开始关注地域文化与现代文学之关系，曾于1989年在苏州举行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理事会上，提议关注和研究“中国现代作家与吴越文化”问题。所以，该丛书一面世就受到了高度的重视，被评论界称之为“世纪之交中国文学研究领域的一件盛事。”[10]据笔者所知，这套丛书中的不少作者仍然在关注着地域文化与现代文学，且有新的突破。比如《现代四川文学的巴蜀文化阐释》的作者李怡，最近又有《大西南文化与新时期诗歌》[11]一书问世，进一步深化和扩大了研究领域。 除这套颇有影响的丛书外，有些省区出版的地区文学史，虽是以地区行政区域为标准来选择对象，但由于特定的地域文化特色，仍然可以视之为文化人类学意义上的文学研究。比如贵州民族出版社于2000年出版的《20世纪贵州戏剧文学史》[12]、《20世纪贵州小说史》[13]，就颇为关注地域与少数民族文化问题。在以后的研究中，这种地域与少数民族文化相结合的研究，由于与地方有关部门的文化利益的关系，有可能得到进一步的发展，成为全国性的地域文化研究淡化下去后的主要形式，这与史学研究走向空间化和文化研究中对少数民族文化和亚文化的关注，是一致的，但地方文化部门和行政部门的介入，又有可能削弱其中的对话和解构力量，变成一种新的文化霸权策略。 正如严家炎指出的那样，“20世纪中国文学与区域文化的研究，涉及历史学、文化学、宗教学、人文地理学、社会心理学以及中国古代文学、近代文学、现当代文学等多种学科，难度比较大。”[14]因此，对具体的研究成果与结论之类，没有必要作过多的纠缠。但从文化人类学的原则与方法的立场上看，则可以发现地域文化视角中包含着的可能性，到目前为止仍有待大力发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