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和它的创造者 只是到了20世纪晚期，民间讲述者的存在才引起研究者和收集者的注意，他们对民间口述的产生和传播方面的贡献，成为越来越多的人喜欢的话题。在这之前的民间讲述者，几乎影迹无存，最多不过是受到了研究者的关注；比较好的一些情况是，采集者在他表演的时候连同他的作品一起记下他的名字。然而，采集者的兴趣并不在这个讲述者，他为什么选择那个特殊作品来表演，他向谁、他什么时候学习的这个作品，他表演这个作品的具体条件是什么，这种表演对于他有什么意义等等。采集者和研究者的兴趣只是原文，它没有作者或没有表演者。 在浪漫主义流行的18世纪晚期和19世纪，学者的兴趣转向民间诗歌。人们认为民间诗歌已经进化了，但它还是和民间创作没有区别，它的表演者实质上只是原文的再造者，其中几乎没有个人的东西。Elias Lonnrot在他的Kanteletar前言里描述，民间诗歌只不过是思想产生的某些东西，受着心灵的支配，而艺术诗则是反映和理智的产物。“民间诗歌——不能说成是创造。它们没有创造，它们根据自身进入作品，其产生、成长、塑造，都没有创造者方面的特殊才能。”（注：Lonnrot 1840,Kanteletar elika Suomen Kansan vanhoja Lauluja ja Virsia.Helsinki）因此，一个缺乏创造的作品传播者没有引起非常关注。 许多年中，收集和研究只专注原文，这也是民俗学的一个自相矛盾的问题，我们有许多民间原文，但有关它们的作者、它们的表演者、它们的语境却信息极少。这可能是民俗研究中主要应用地理—历史学派方法的结果。民俗研究可以当作发掘民族早期历史的手段，但还要满足各种新的研究需要。这时的新研究方法因为要达到揭示民俗事象的起源和历史，所以需要更广阔的比较资源。总之，故事或诗歌的作者，在使用它的民俗专家那里再一次被忽视，在民俗世代传播和传承的环链中，他们被简单地看作无足轻重。 直到依傍地理—历史学派的新的研究方法得到立足，研究者才开始在考察原文的同时，也顾及到它的作者和作者的特点。这样的革新者批评了以前流行方法的偏颇。如E.N.Setala在他的研究中写道：“民族生活里很难找到它的时代分期或不同阶段，生存在这里的诗歌从各式各样的唇边流动，尽管它们简单。每个诗歌都有一个原作者，即使是匿名的。”（注：E.N.Setala1932,443 Sammon arvoitus."Suomen suku"Laitoksen julkaisuja.Helsinki） 长期以来的一个争论主题是民间作品的作者，特别是“民间”创作作用的概念足以让民俗学者头痛。Piispa Henrik ja Lalli在他Matti Haavio1949这篇关于民间作者和表演者的文章中证明，通过原文比较和大量变体研究，揭示民间作品作者的地域、时代和文化的环境是可能的，同时还可以分析出他的教育背景、宗教信仰、伦理观念和他所熟悉的民俗等等。（注：Haavio1949,11.Kansanrunouden sepittajat ja esittajat.Virittaja 1.Helsinki）这样就能通过原文来确定它的作者，尽管不能准确地指出他的名字。Haavio同样强调诗歌演唱者的重要性，他不仅是传统的继承者，保持、传播民俗；同时他在调整诗歌与社会环境要求方面起着重要作用。“如果原诗创造者背离普遍接受的形式规则，如果个人特色太明显，那么他就要让自己的诗歌尽可能地合乎民间演唱者掌握的标准，使它适应现存的传统模式，赋予它某些诗的品质。”（注：Haavio1949,14-15,Kansanrunouden sepittajat ja esittajat.Virittaja 1.Helsinki） 一旦原文作者得到确认，研究者就增长了研究原文使用者的兴趣——讲述者——他们既保存它，又改变它。C.W.von Sydow指出，地理—历史学派方法忽略了民俗传播的必要条件。他认为，传统不是在一个民族“灵魂深处”被发现，每一个传统都有自己的支持者。如果不重视不同类型的传统承担者，就不可能了解传统生活，它的起源和发展，传播和传承。（注：C.W.von Sydow 1948,12;Selected Papers on Folklore.Copenhagen）这些突破性的观念以及运用它们的新方法，既不突然，也不彻底。它受到某些科学潮流的影响，如历史批评学派，功能主义，生活史研究等。按照这些变化了的观念，讲述研究和田野作业出现了发展和变化。人们再次进入田野，开展与民间讲述者面对面的观察研究。 讲述者特点 我们怎样认识对民间讲述者的“发现”？他们最鲜明的特点是什么？这里为了解说方便，我只涉及散文形式的口头作品，而其他的民间作品类型则暂时忽略。很显然《卡勒瓦拉》中表达的诗歌形式或谜语和谚语，不同于那些散文叙事，它们是形式给予的东西。民间故事讲述者的特点同地方传说讲述者也非常不同。宗教传说也是有特点的，具有非常特殊的“讲述语境”，特别是传教士的讲述常常是一种自发的训诫。（注：Suojanen1980,69;Seuratuvan kertoja.Kalevalaseuran vuosikirja 60.Helsinki）我认为在某种语境中的故事讲述者，其特点如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