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人类学作为西方殖民化历史进程的学术伴生物，其研究对象一开始就定位在发现新大陆以来世界各地的原始人社会。有人类学之父称号的英国人类学家爱德华·泰勒，在1871年出版了他为这门新兴学科奠基的著作——《原始文化》。从书名可以看出，人类学的问世标志着西方知识界关注原始人和原始文化的努力已走向学科建制的方向。此后一个世纪，欧美各国的人类学获得长足发展，对原始人的认识发生了激烈的转变。从对原始文化的单纯的认识和了解，到重新评价原始人的生存价值及其对文明社会的启示和反思作用，在这一转变过程中，西方传统的原始主义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折，“高贵的野蛮人”先变成使用“原始思维”的野蛮人，后来又转变为“作为哲学家的原始人”，随后又发展成堕落的文明人反观自身的人格榜样。 在“高贵的野蛮人”转变成“原始思维”的野蛮人这一过程中，法国社会学莫基人涂尔干起到了奠基的作用。其《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的方法论宗旨是：对原始宗教的认知程度决定着我们对宗教现象乃至知识和思维的理解深度，因为唯有在最初级的宗教思维形态中，才可能洞悉发达文化和人为宗教的根源。 长期以来，人们始终认为，人类据以描画世界及其自身的最初的表现体系起源于宗教。任何宗教都不只是宇宙论，同时也是对神圣事物的思索。如果说哲学和科学生产于宗教，那是因为宗教起初替代了哲学和科学。然而，人们始终没有注意到，宗教并没有限于用某些概念使早已形成了的智识变得更加丰富，它也促进了智识本身的形成（注：涂尔干：《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渠东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0页。）。 就这样，涂尔干通过对最简单的宗教即原始宗教的全面分析，论证了概念和逻辑思维是如何从社会群体的精神生活中产生出来的。他所特别强调的不是“起源”，而是“社会性的起源”。泛灵论、自然崇拜、图腾信仰，无一不是以社会和集体为生长土壤的。涂尔干认为，社会学是一条通往人的科学的新途径。以往的思想家之所以无法像建立自然科学一样建立人的科学，就在于误将个体看作是终极自然，未能从个体之外和之上把握更高的存在。“然而，只要我们认识到在个体之上还有社会，而且社会不是理性创造出来的唯名存在，而是作用力的体系，那么我们就有可能通过一种新的方式来解释人类。”（注：涂尔干：《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渠东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584页。） 作为西方社会学之父，涂尔于的思想在人类学的历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注：西文发表的研究涂尔干与人类学关系的著作已经有10部。参看Paul Erickson,A History of Anthropological Theory,BroadviewPublishers,1998,pp.91-93.）。他一方面坚持认为比较研究方法是社会学的立身之本：“研究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必须从不同社会类型的各个社会中去考察这种社会现象的全部发展过程和发展状况。比较社会学不是社会学的特别分支之一，而是社会学本身。”（注：徐尔干：《社会学研究方法论》，胡伟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8年，第113页。）另一方面特别看重人类学（民族学）成果对社会学的积极作用：“再没有比轻视民族学者的工作更不公正的事情了，尽管许多历史学家至今还瞧不起他们。实际上，正是民族学才经常导致社会学各个分支中最富有成效的革命。”（注：涂尔干：《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渠东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7-8页。）这两方面之间的关系可以做如下解释：不同社会类型的比较正是文化人类学的专长，所以要在社会学中贯彻比较方法，最便捷的取材途径就是求助于人类学的已有成果。 从今天的立场上回看，涂尔干所能吸收的当时的人类学理论成果不免过时和粗疏，诸如巴霍芬的母权论、斯宾塞的社会进化论、麦克林南和弗雷泽等人的图腾主义等，随后均被主流人类学思想所放弃。但是，以他的巨大学术声望，涂尔干为这些有关原始心智和原始文化的观念在社会上的流行，特别是对文学家艺术家产生深远影响，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英国人类学者亚当·库柏(Adam Kuper)指出： 虽然在1910年—1920年间人类学家抛弃图腾论，它仍然是人类学对欧洲人的原始社会观念流传最广且最持久的一个贡献。由于图腾论在涂尔干和社会学中的重要性，它仍在有关宗教的社会学研究的主流文献中作为一个困挠人的事物的存在，并且成为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的核心神话。（注：Adam Kuper,The Invention of Primitive Society,Routledge,1988,p.121.） 受到涂尔干直接启发并在原始社会研究上举世闻名的另一个法国学人是列维－布留尔(Levy-Bruhl)。他是迄今为止在“原始思维”这个专题上著述最多也流传最广的人类学家。由于他的《原始思维》一书1981年便出版了转译自俄文本的中文本，并且由商务印书馆收入“汉译世界名著”丛书，至今不断再版，畅销不衰，所以他的知名度在我国甚至超出涂尔干。《原始思维》中译本也是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引用率甚高的。然而，对于列维－布留尔的学术渊原以及“原始思维”说在人类学思想史上的地位升降，我们所知却较为片面。 列维－布留尔早年从事哲学研究，深受康德影响。中年之后转向社会学、人类学，主要原因是受到涂尔干著作的启发和激励。他的人类学生涯分为两个时期，1900-1930为早期，只从事类似于弗雷泽的“书斋中的人类学”研究；1930年以后他变换了研究方式，侧重汲取马林诺夫斯基、伊凡·普里查德等人类学者发自田野作业的考察材料，修订和改造自己的原始思维说。尽管如此，“他仍被认为属于最后一批闭门造车的古典理论家。”（注：特朗普：《宗教起源探索》，孙善玲等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34页。）这样，虽然“原始思维”说在社会上和知识界闹得沸沸扬扬，几乎尽人皆知，但是在主流人类学的后代著述中，仍然基本是被回避的对象。 列维－布留尔在人类学专业之外的巨大影响得之于他那在西方知识界有轰动效应的假说：与西方理性的代表——逻辑思维截然不同的原始人的前逻辑思维。其特点是：(1)神秘的情感取向；(2)缺乏客观性；(3)互渗律（或称参与律，participation），某一事物可以同时既是自身，又是别的事物；(4)前逻辑或非逻辑的智力活动；(5)与世界相沟通，或物我不分（注：参看列维－布留尔：《原始思维》，丁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出版，第1页，第5页，第69-70页，第70页，第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