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529(2003)02-0054-06 一句话概说 现代性(Modernity)是个矛盾概念。说它好，因为它是欧洲启蒙学者有关未来社会的一套哲理设计。在此前提下，现代性就是理性，是黑格尔的时代精神(Zeitgeist)，它代表人类历史上空前伟大的变革逻辑。说它不好，是由于它不断给我们带来剧变，并把精神焦虑植入人类生活各个层面，包括文学、艺术和理论。在此背景下，现代性就成了“危机和困惑”的代名词。 大背景解说 现代性研究是一个性质复杂的跨学科课题，它离不开两个大的历史背景。首先，我们须将它与资本主义发展规律相联系，把握其中福祸相依的辩证关系；其次我们应结合现代／后现代文艺研究，从中寻觅现代性内部的分裂线索。 先说它与资本主义一脉相承的血缘关系。如前述，现代性原为一种抽象的哲理构想，它出自一批心地善良的启蒙思想家之手，迭经修补，形成一幅理想蓝图。由此看来，现代性不啻是新生资本主义的梦想：它满腔激情，气势如虹，一扫中世纪蒙昧和封建传统的僵滞。从诞生起，现代性就不断向世界发布变革信息，许诺理性解决方案，发誓要把人类带入一个自由境界。可在300年的扩张中，资本主义无时不在背离其许诺。与现代性的美好理想严重相悖，资本主义每个毛孔都散发着铜臭和血腥。它张狂进取，索求无度，每到一处都带来旷世未有的冲击震撼，以及随之而来的战争、污染、异化和沉沦。 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用他经典的张力性语言刻画了现代性善恶并举的本质： 资产阶级在不到一百年里，已经开发出比过去世世代代总共造成的还要大的生产力。……它创造了与埃及金字塔、古罗马水道、哥特式教堂根本不同的艺术奇迹，它举行了与民族大迁移和十字军东征完全异趣的远征。 如此赞美它的同时，马克思又进一步指出： 它迫使一切民族在唯恐灭亡的忧虑下采用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简言之，它按照自己的形象，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它使乡村依赖城市，使野蛮和半开化国家依赖于文明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依赖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依赖于西方。 （《马恩全集》4卷，第469-70页） 一如马克思所言，现代性也强迫古老的中国接受它多变的生活方式。它的东渐，一度被中国人喻为德先生和赛先生双喜临门。但为摆脱依赖局面，中国人不得不借现代性之力，反复发动社会革命与经济改革，以实现现代性的本土化。这便有了我们今天说的四个现代化。准确地说，西方现代性既非两项合成，亦非四项并列，而是三位一体：即科学精神、民主政治、艺术自由。作为理性，它包含3个子项，分别是认知理性、道德理性、艺术理性。从哲学上讲，这3项理性协调运转，便能构建一个完美社会。但是自尼采以降，现代性不断遭受批驳，渐至整体裂解。而冲突裂解的迹象，最生动鲜明地体现在现代派文艺作品中。 再看现代性与现代主义的纠葛。我们所说的欧美现代派文学，一般从1857年算起，即文学史上同时出现波德莱尔《恶之花》和福楼拜《包法利夫人》的那一年。而俄裔作家纳博柯夫1958年在美国出版畅销书《洛丽塔》，则象征着后现代文学出场。请注意，现代／后现代主义文学研究并不等于理论上的现代性，这是因为现代性是一复合型命题，它虽包含文艺项，却不限于文艺。所以我们须以多重方法，分头探查不同领域，考虑其间互动关系。据此，我把现代性问题拆成3项，依序讲解，分别为文艺现代性、哲学现代性、社会现代性。 文艺现代性 有关现代性的争论，是由现代主义(Modernism)引发的。第一波争论起于30年代，主要在欧洲左翼批评界展开。其中卢卡契与布莱希特有关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的争论最为有名。法兰克福学派的阿多诺和本雅明也分头提出文学生产与文化工业理论，这对后人探究文艺现代性，具有重要的开启意义。可以说，左派论争给我们留下了两条解释线索，其一是语言学，其二是机构研究。 现代主义作为一场叙事危机或表征危机 我们知道，马克思曾在《经济学手稿》中论及历史叙事，大意是：社会安定有助于叙事传统形成，而强权统治会压制民众的语言欲望，引发叙事危机。德国左派理论家卢卡契受此启发，大力推崇现实主义。在他看来，歌德、巴尔扎克一类现实主义作家处于资本主义上升期，因而能代表健康文化，并在文学创作中自觉地反映社会发展规律。到了资本主义成熟期，社会冲突加剧，异化倾向严重，迫使作家日益丧失整体认知的能力，此时便出现了左拉式的自然主义小说。此后的现代主义诸流派愈发变得悲观消极，狭隘颓废。在认知与反映层面，现代派作家只能摇摆于抽象客观和虚假主观之间。 卢卡契的批判，遭到法兰克福学派大师阿多诺的反驳。与卢卡契一样，阿多诺也认为现代主义确与作家对语言的质疑与实验有关，就是说，他们陷入了一场因资本主义急遽发展而造成的叙事危机。可他不像卢卡契那样责难现代主义，反而视其为进步作家的英勇反抗。在阿多诺心中，文艺是左派抵制资本整合的最后阵地。他在《启蒙辩证法》中称：理性蜕变成工具理性，技术上升为统治原则，文化工业加剧了精神生活的萎缩；它窒息天才，压抑反叛，迫使语言庸俗化，文艺向商品衰变。晚年的阿多诺更加悲观，他把所有希望都寄于激烈的文艺创新，甚至要求文艺放弃交流功能，以示左派对资本主义的绝裂。 到了60年代末，这一决裂倾向演变成解构。法国哲学家德里达告示天下：现代主义是一场表征危机，它证明现代人不再是知识中心，因为语言自身混沌不明，词语意义更是滑动的游戏。由此推论，生活虽是艺术源泉，但它不可再现，或难以表征。所以传统的摹仿论、表现论、反映论一时都成了空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