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政治工作离不开激励。激励,就是激发和鼓励,它是与惩罚相悖的一种基本的思想政治工作方法。思想政治工作者如何正确认识和科学地运用激励,关系着能否调动思想政治工作对象的积极性,进而决定着思想政治工作的成败。因此,防止或纠正激励偏差,自然就成为每个思想政治工作者必须着力研究和解决的重要课题。 一、激励偏差产生的主要原因 所谓激励偏差,就是指激励主体在对激励客体实施激励行为的过程中,致使激励客体动机失常、行为扭曲、动力反向,从而招致激励失效或效率弱化的思想认识偏差。激励偏差可以由客观情境的强制或压力而产生,但更多的则来自激励主体,表现为激励主体对激励性质、作用、目的、原则和方式方法的认知失真,以及对其原则、类型和方法的操作失误。 (一)情境导误。 在计划经济时期,社会普遍贬低物质激励而偏好精神激励。在这种舆论氛围诱导下,思想政治工作者在实施激励操作时,大多取向精神而摒弃物质,并给“物质奖励”贴上修正主义的标签。如今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下,一些人又往往把物质激励放到首位,在“遵循商品经济规律”、“尊重物质利益原则”的导向下,精神激励被冷落。在我国的不同历史时期,由于社会、政治、经济等各方面情况不同,就赋予了人们截然相反的两种激励观念,先后陷入了两种激励偏差,并由此造成了严重后果,教训是深刻的。我们应当从历史反思和现实存在中,获得应有的启迪,尽力避免此类问题的发生。 (二)认识陷误。 认识陷误是指激励主体对有关激励问题认识存在偏差,从而陷入误区。例如,从思想政治工作者自身的偏好出发,对激励类型进行选择,偏好物质型的就会陷入冷落精神激励的偏差;偏好精神型的又会陷入歧视物质激励的偏差。再如,有的激励主体因对激励作用的认识绝对化,从而走进了“万能论”或“无用论”的偏差。还有,如果对激励的原则缺乏全面的理解,在操作上就可能会陷入“迁就后进”或“孤立先进”的偏差。 (三)操作偏误。 操作偏误表现在激励主体对激励原则的运用、激励类型的选择、激励方法的采纳、激励时点的确定等诸多方面。不论是哪一个方面的操作,一旦失当,激励效果自然下降,甚至与预期相悖。于是,在激励主体的情感体验上就会形成某些定势,即由错误做法而形成某些认识偏差。这种因操作失误而产生的偏差在激励过程中也不少见。比如,对理想层次需求强烈者的激励,却使用单纯的物质激励,这就自然失去了层次和品位,反之亦然。如果激励主体能认清激励类型与需求层次间的内在联系,从实际出发进行操作,就会得出符合实际和逻辑的正确结论,使激励发挥出最佳效应。 (四)把握失误。 对激励客体把握失准,主要表现在需求目标、期望值和心理体验等方面。例如,对于生理方面的需求与精神方面的需求,在激励方式和类型的选择上,就不应通用。同为生理需求,但期望值却有很大差别,同等力度的激励,效果就会大不一样。心理体验在激励客体的意识中占有重要地位,是激励操作不能忽视的内容,诸如层次心理、比较心理、攀比心理、失衡心理、逆反心理等等。如果把握不准,就不能对症下药,也就不能实现激励的预期效果。由此可见,激励操作,必须做到心中有数。 二、激励偏差的负面效应 背离激励的初衷,产生负面效应,是思想政治工作者陷入激励偏差所进行的激励操作的必然后果。其负面效应主要表现在: (一)作用被弱化。 追求正面效应,避免负面效应,是激励的出发点和初衷。科学的激励操作,其正面效应是多方面的,主要表现在:一是它能使客体对象认识自我价值,激发其自尊心和荣誉感,形成创造更大社会价值的动力;二是它能为群体对象树立榜样,导向其行为;三是它能形成浓厚的竞争气氛,使激励客体竞相拼搏、竞相奉献。但是,当激励主体陷入偏差时,在认识偏差指导下所实施的激励操作,则很难发生作用,至少是影响力度会大大降低。这种情况,在激励形式和激励时点选择上陷误,表现尤为明显。比如,在一项重大活动中对先进者的激励,时点选在过程之中或过程终结就大不一样。选在过程之中,将对过程后半段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选在过程终结,对过程本身就失去了作用,虽然能对以后此类活动产生积极影响,但随着两项活动间隔期过长,影响力度也会大打折扣。对此,激励主体在实施激励时,应给予充分注意。 (二)意义被淡化。 激励偏差所导致的负面效应,有时难免给激励主体以不良影响,甚至怀疑激励的意义,减弱激励的兴趣,丧失激励操作的信心。这与无误激励所取得的正面效应,增强激励主体对激励重大意义的切身感受正好相反。例如,改革开放之初,由于我们没能处理好物质激励的平衡问题,搞单一物质激励,从而导致了严重的攀比心理,造成了严重的负面效应,从而使某些思想政治工作者对激励能否解决生产(工作)的动力问题发生动摇。现在不少人“端起碗吃肉,放下碗骂娘”。他们一方面享受着改革开放带来的好处,另一方面又因物质激励偏差及其他一些原因,感到不公平,大骂改革开放。这些年来,我们狠抓了精神文明建设,取得了明显效果。事实证明,精神激励仍是一种不可缺少的有效的思想政治工作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