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代新名词与90年代新话语作为一种现象，绝不限于文学理论与批评，应该说，整个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包括文学创作领域都存在这种现象，只不过文学理论与批评作为一个相对前沿的学科这种现象更为突出，更有代表性。本文试图对这种现象作文化和语言学的阐释，以期从一个侧面和角度厘清这种现象的历史与逻辑理路。论题当然集中在文学理论与批评的范围之内，这既是为了避免杂芜，同时也是由笔者的学术视野与知识所囿，但希望文章的意义和价值决不仅仅限于文学理论与批评。 所谓“新名词”，本质上是一个历史范畴，80年代新名词在今天看来，不仅不再新，甚至还比较陈旧。同样，90年代新话语，在现在看来，仍然很新，但21世纪再回头看，也许就旧了。所以，我们必须把80年代新名词与90年代新话语现象置于整个现代文论的历史进程中，置于整个新文化和新文学的历史背景中进行考察才能真正理解其所蕴涵的文化和理论意味。我认为，80年代新名词与90年代新话语作为一种文学理论现象既是语言现象，也是文化现象，它与国门开放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密切相关，可以说是改革开放在文艺理论领域内的反映和必然结果，它既是文化的表象，也是文化的深层基础，所以，它首先是一个历史的过程或者历史的产物。同时，80年代之所以出现新名词“大爆炸”现象以及90年代新话语方式在中国得以通行，还与现代汉语作为语言体系的品性有关，现代汉语是深受西方语言影响的新的语言系统，它与西方语言具有亲和性，这种亲和性使它对西方语言具有敞开性。应该说，这是问题的两个方面，前者是历史问题，后者是理论问题。也可以说是两个条件，前者是外在条件，后者是内在条件。关于后一个问题，笔者另有专文论述。本文中，我主要从文化和历史的角度对80年代新名词与90年代新话语作为文论现象和作为语言现象进行考察，从而从一个侧面来研究中国现代文论的历史建构过程及其现代品性。 80年代新名词与90年代新话语首先是一种语言和文化现象。作为现象，它深刻地反映了现代汉语和中国现代文化的来源、发展、曲折、特征以及品格。其次，作为一种文论现象，它深刻地反映了中国现代文论与现代汉语之间的关系，中国现代文论的来源、发展、曲折、特征以及品格其实都可以从现代汉语的角度得到深刻的阐释。我们实际上可以通过对文艺理论领域80年代新名词与90年代新话语现象进行语言学分析和文化学分析从而揭示中国现代文论的精神品格，通过对80年代新名词与90年代新话语作为中国现代文论的历史现象进行分析从而揭示中国现代文论的历史建构过程。也即通过“现在”解读过去。中国社会和文化从近代向现代以及当代的发展与是否学习西方以及如何学习西方有密切的关系。80年代新名词与90年代新话语现象就既是这种学习在特定历史时期的表象，又是这种学习在特定历史时期的深层基础，也就是说，80年代新名词与90年代新话语现象既反映了我们向西方学习的事实，同时又表明了这种学习的深刻性和实质性，因为语言学习是最为深层的学习。而文论中的80年代新名词与90年代新话语现象则反映了中国现代文论向西方文论学习的事实，它潜藏着中国现代文论的历史建构过程。 所谓“新名词”和“新话语”的“新”，本质上是一个历史概念，从时间上来说，“新名词”的“新”是相对于七十年代以及更前溯的六十年代和五十年代而言的。而“新话语”的“新”则是相对于80年代以及之前的七十年代、六十年代和五十年代而言的。80年代，改革开放进一步扩大和深入，特别是思想解放运动，它为大规模地创新、探索、学习西方扫清了道路上的障碍，思想解放作为一种自上而下的政治运动，它实际上为摆脱过去的意识形态的束缚、突破过去的政治禁区给予了思想上的保障。所以，80年代涌现了许多新生事物，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各个领域，各个行业都新潮迭出，在语言上就表现为出现了大量的新名词，不仅仅只是物质性名词，还有精神性名词，不仅仅只是科技性名词，还包括文化哲学性名词，所以被称为新名词大爆炸。但我们这里所说的新名词不是指物质性名词特别是日常生活中的新物质产品性名词如热水器、浴霸、电子打火灶、抽油烟机等，也不是指科技性物质名词如电脑、计算机、大哥大、呼机等，同样也不是指日常生活中的精神性名词如“找感觉”、“讨说法”等，而是指表示新思想新观念的新的抽象性名词，表现为新的术语、概念和范畴。 具体对于文艺理论来说，这些新名词主要有三个方面的来源：一是来源于“文化大革命”之前的十七年和时间上更远的五四，这是在回归意义上的新名词，比如“人性”、“人道主义”、“真实性”、“典型性”、“主体性”、“现代主义”、“象征主义”等，这些名词在十七年和五四时期本来是很平凡的文学理论术语、概念和范畴，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思想和相应的语言政治性纯化之后，这些名词从文艺理论应用上消失了，现在又回到文艺理论应用上，人们感到很新鲜，特别是对于年轻人来说很新鲜，因而是新名词。 二是从西方输入的新名词，主要是翻译而来，比如“无意识”、“潜意识”、“意识流”、“存在”、“信息”、“系统”、“后现代”、“解构”等，这些名词又可以分为三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有些名词在汉语中过去就存在，但过去它主要是日常词语，现在它则具有了特定的内涵和新的意义，构成了新的术语、概念和范畴，因而是新名词。比如“信息”、“系统”等。“信息”过去主要是指消息或者音信，属于日常用语，但现代社会科学中的“信息”附着了更多的信息论的含义，更强调符号的发送、传递和接收的过程。“系统”也是这样，过去主要是在“整体”的意义上而言的，但现在更强调其整体的功能及作用，其含义深受系统论观念的影响。第二，有些名词其意义过去一直就存在，但过去非常专业化，使用范围也非常有限，并不为人们所普遍地使用，是生僻的词语，现在则非常广泛地获得使用，而且主要是重新输入，因而也是新名词。这些名词在西方并不是新的，但对中国人来说是新鲜的，因而是新名词，如“无意识”、“潜意识”等。弗洛伊德的学说早在解放前就输入中国，但在过去，它主要局限于专业范围之内，缺乏广泛的影响和运用，所以，像“无意识”、“潜意识”这些概念并不为人所熟知。80年代，弗洛伊德的学说重新从西方输入中国，再加上心理学获得广泛的影响和运用等背景，像“无意识”、“潜意识”这些名词就从心理学扩展到整个社会科学，而成为非常普及的术语和概念。第三，有些名词，则是新近从西方引进的，比如“后现代”、“解构”等，这些名词在汉语中过去没有，在西方语言中也是过去所没有，就是说，在西方，它也是新名词。这是真正的新名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