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吉斯·托列库洛维奇·艾特玛托夫是一位吉尔吉斯少数民族作家，但他的文学成就及影响却早已跨出国界蜚声世界。他的作品在前苏联曾多次获得列宁奖和国家奖，被译成九十多种语言文字在全球流传。他是吉尔吉斯科学院院士，并继肖洛霍夫之后于1983年当选为欧洲科学、艺术、文学研究院院士。前苏联文学评论家和史学家普遍认为，艾特玛托夫的创作是苏联多民族文学成就的标志，他真正做到了面向自己的民族、面向自己的国家、面向整个人类的生存世界而写作。而做到这样是极不容易的，这里有一个最不容忽视的因素，那就是作家有强烈的文学使命意识。 艾特玛托夫继承了俄罗斯作家浓厚的道德情感、民族忧患意识和苏联作家的社会使命感及公民意识等优良传统，以吉尔吉斯民族祖辈相传的血缘之间的相互道德责任感和民族使命感为基因，以主体意识和社会责任感的有机统一为导向，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使命文学观。他说：“文学就是我的生命”。（注：艾特玛托夫：《对文学与艺术的思考》，陈学迅译，新疆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13页。）他把创作看成是“义不容辞的天职”和崇高的责任，看作是党交给的伟大而艰巨的“教育事业”。同时，他把创作与公民意识联系起来，“我们每个人在养育我们的人民面前，把自己最宝贵的财富——语言馈赠给我们的民族面前，都有一份公民的义务。”（注：艾特玛托夫：《对文学与艺术的思考》，陈学迅译，新疆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86页。）他认为，作家是自己时代的良心，作家要对读者负责，对当代生活负责。文学应当不怕牺牲，不怕遭受磨难，“应该勇敢地肩负起自己艰难的使命——要干预复杂的生活，以及使人认识和喜爱自身、他人身上和社会上的全部善良的、美好的、受到尊敬的东西，并为此而操心不息。就在这一点上我看到了艺术的真正使命所在。”（注：艾特玛托夫：《对文学与艺术的思考》，陈学迅译，新疆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1页。）艾特玛托夫自觉地把自己看作文学使者，既把创作看作是党、国家和人民交给的重要任务，又把它看作作家的天职、人类的使命来对待，并准备用整个生命来承担，用一生的实践来兑现。他在自己的创作中反映了生与死、美与丑、善与恶、爱与恨等人类的共同主题，对当前有关人类价值和人类命运的重大问题给予了特殊的关注，把寻找美的世界的新色彩、开掘这个世界的新深度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按照他的话说，就是为人民服务，为艺术服务，为人道主义的理想服务。本文试图从党性、人性、人类社会等方面入手，对艾特玛托夫文学观的本质特征及价值取向问题作一个初步的探讨，以期对作家及其作品有更深入、更真切的认识和评价。同时，也希望本研究对探讨前苏联作家的创作共性及社会主义创作规律有所帮助。 一、党性、人民性、真实性 在前苏联，作家、政治领袖甚至读者都赋予了文学崇高的社会使命。“我们面前摆着一个困难的然而是伟大的和有效的新任务：组织同社会民主主义工人运动紧密而不可分割地联系着的、广大的、多方面的、多种多样的写作事业。”（注：列宁：《论文学与艺术》，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文艺理论研究室编（采用了《列宁文摘》的译文），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第72页。）对于作家来说，写作不是单纯的个人行为，更多的是社会行为。他们的肩上始终负载着沉重的社会责任，希望自己的作品对读者、对社会产生积极影响。艾特玛托夫身上同样具有苏联作家的这个显著特点，他的文学观充分体现了列宁所提出的文学的党性原则。 列宁在《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中说，“写作事业应当成为无产阶级总的事业的一部分……写作事业应当成为社会民主党有组织、有计划、统一的党的工作的一个组成部分”，（注：列宁：《论文学与艺术》，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文艺理论研究室编（采用了《列宁文摘》的译文），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第68页。）艺术应该扎根于广大的民众之中，“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为这些国家的精华、国家的力量、国家的未来服务”。党的文字艺术，“是为了要用真正自由的、公开同无产阶级相联系的写作，去对抗伪装自由的、事实上同资产阶级相联系的写作”，它“不是私利贪欲，也不是名誉地位”，（注：列宁：《论文学与艺术》，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文艺理论研究室编（采用了《列宁文摘》的译文），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第71页。）而是与先进的社会主义思想相联系的艺术创作。可见，“无产阶级文学的党性，就是艺术家的高度的社会自觉意识。自觉地、公开地为人民服务的立场和先进的思想感情推动艺术家正确地认识生活和真实地表现生活。因此，无产阶级的党性和历史真实性是完全一致的”。（注：李辉凡：《二十世纪初俄苏文学思潮》，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338页。）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定义中，也明确要求“艺术家从现实的革命发展中真实地、历史具体地去描写现实。同时艺术描写的真实性和历史具体性，必须与用社会主义精神从思想上改造和教育劳动人民的任务结合起来”。所以，文学的党性原则是同人民性、真实性紧密联系的。 艾特玛托夫高举列宁的旗帜，把高尔基的现实主义作为当代创作的标准，认为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基本思想原则“是完全正确的”，（注：艾特玛托夫：《对文学与艺术的思考》，陈学迅译，新疆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69页。）党性与人民性、真实性也是相一致的。他认为，文学的任务在不同制度的社会里可以作不同的解释。苏联文学遵循的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强调的是党性和人民性，注重的是文学在社会精神生活中的作用和位置。这不仅是政治信仰问题，而且也是苏联艺术先进的重要表现之一。对苏联各民族文学来说，“起决定意义的是发展它们的社会主义内容，这就是完全明确的、对大家都一致的、思想和艺术的原则，即文学和艺术中的党性和人民性……党怀和人民性——是文学和艺术的基石……这是我们的社会思想规律。这个思想是由列宁发现并为革命的实践所证明……这个规律是和我们的制度的特点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的，它的存在完全与什么人的否定或者肯定无关。但是一个艺术家，如果他真正地对我们时代的问题进行深刻思考的话，那他就不能不在自己的创作中，反映我们生活中的这种规律性。”（注：艾特玛托夫：《对文学与艺术的思考》，陈学迅译，新疆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86页。）自觉地为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事业服务，为祖国的命运和人民的未来负责，时刻牢记艺术家对自己作品的神圣责任，写出反映新时代和新人的作品，就是党性原则的最好表现。艾特玛托夫说，他要象犁出的犁沟、夺回的高地那样，让文学的党性在写下的每一页纸上都得到证明。他要展现艺术家作为人民的儿子的爱，和他对同时代人的事业与命运的共同感受和追求。
